别在巧言掩饰了

别在巧言掩饰了

野新区国会议员莫哈末赛益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澄清他并不是木材公司的老板，引起争议的锯木也不是其公司所有。他解释所拥有的Binyu Sof企业公司只是船务代理和货物运输公司。作为代理，他只是根据进出口商提供的资料把报关表各呈给关税局，因此把所有过错推在他身上是不对的。

然而，他的澄清只不过是在巧言掩饰，却未能真正洗脱其滥权的指责。他作为该批木材的入口代理，在客户的锯木被关税局扣留时，以国会议员身份要求关税局“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仍然是一项滥权的行为；并不因为木材非他所拥有而脱罪。

他在访谈中自己也表明，他的工作仅限于填写表格和呈给关税局。如果卖家带入违禁品，是他们与关税局之间的问题。既然这是两者之间的事，他以国会议员身份教关税局怎么处理这件事岂非就是滥权了，可见赛益已是越说越糊涂了。

他也指责这是关税局向他报复。然而，关税局是否有舞弊、大牌，反贪污局应该进行调查。这已是另外一个课题了。负负不能得正，赛益的滥权也不会因为关税局的问题而成了善行。赛益从事件发展至今屡屡推翻自己的说辞。从推说是代土著商家争取，到承认代理公司是他的，再到指责关税局向他报复，显见他已求蒙混过关以在政坛生存。

无怪乎普遍民众会对政治人物的诚信产生质疑。在政途危机中，政治人物往往是用一堆谎言以求蒙混过关，毫无诚信可言，而最可笑的是往往前言不对后语。现在，这事件也在影响另一人的诚信了，就是首相阿都拉。在廉政承诺下，滥权政客是否会被送上狗头斩呢？

写于2006年5月14日

星洲日报表示這篇稿不適刊用。

关乎“钱”事

近期，八打灵在也市议会爆出财务丑闻，成为了媒体焦点。八打灵再也为了庆祝升格市政厅而花费了750万令吉作庆典之用。其中花费包括了美化市中心，印刷及宣传，和市长权杖。在石油津贴减少和政府要求人民改变生活的大环境之下，八打灵再也此举轻而易举成为了箭靶。

然而，这只是其中一些浮出水面的丑闻，此前士拉央市议会也曾爆出以出国考察为名旅游。在太阳照不到的深水底里，地方政府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胡乱花费、贪污等问题。由于外在缺乏市民的直接参与和监督，内在缺乏详细和统一的财务准则，地方政府在财务方面长期以来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导致问题易于发生和被掩盖。

地方政府在我国宪法下置于州政府权力之下，由州政府提供资源、管理和协调。在财务上，它也需向州政府负责和报告，并服从州法律。此外，地方政府也需确保其财务处理符合国家宪法和中央法律。国家宪法、中央法律和州政府只是提供笼统的财务处理方式。

在更详细的财务标准方面，它可采用世界会计标准、地方政府部发出的准则，中央财务指南或自创财务处理方式。然而，除了地方政府部发出的准则和第15项中央财务指南之外，地方政府都拥有权力根据本身的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准则或自创方式。缺乏详细和统一的准则提供了空间让地方政府官员可以轻易掩盖财务处理上的不法或疏忽。

由于马来西亚在70年代初已废除了地方政府选举，市长（或县长）和所有的市（县）议员都由州政府委任。市长长期以来都由官僚出任，而市议员则是由州执政党在基层的人马出任。他们都向州政府负责任，而非向市民负责。因此，地方政府自然无需向市民报告和交待它们的财务，并要求他们参与决定过程。

这使到市民无法参与决定，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资讯监督地方政府的财务运作。在许多时候，市民反而需要向官员或市议员苦苦哀求。虽然在理论上市民可通过州议会影响或监督地方政府财务，但是在现实上却不实际。州层次的财务使到地方政府的财务显得并非紧要和关键。此外，现实政治更是使到州议会机制早已无多大效用。

一个外在缺乏透明和监督，内在缺乏详细和统一的财务制度使到问题常常被掩盖，社会只能仰赖偶尔出现的吹哨者或因利益而发生的一拍两散使到问题曝光。这并不是健全社会应该出现的情况。就算八打灵再也市议会因为压力而减少花费之后，我们必须仍然思考如何完善整个财务机制，以保护市民的利益。

完善财务机制，我们必须详细制定和统一化财务处理准则之外，也须从新建立地方政府民主，已让市民有效参与和监督地方政府财务。然而，后者会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现代公共财务制度建基于地方政府的在市民当中公信力的建立，而我国却完全没有地方政府民主机制的存在。详细和统一的财务处理准则虽然重要，但是毕竟马来西亚官僚体制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

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是首要必须完成的一步。建立起市长和市议员向市民负责任正是通过选举的赋权来达到。通过选举，市民将能更参与讨论过程和决定资源的分配。由于地方政府必须向市民负责任，因此它也必须在市议会呈上预算和财务报告以求通过。这将能协助市民更有效监督财务运作和继续做出决定。

当然，建立起民主制度也并不足。要建立具公信力的公共财物机制，也必须仰赖于民主的文化散播。把民主融入市民的生活和思维，将使他们能自觉地时时刻刻去参与和监督公共财务机制。在强大的市民自主力量之下，地方政府必须时刻确保财务运作的效率和合乎市民的利益，否则将面对下台的困境。

八打灵再也市议会的750万令吉不应只是让我们“哗”一声，也必须让我们思考地方政府公共财务机制和以行动去维护本身也是市民的利益，毕竟这关乎“钱”事。

刊登于南洋商报言论版22/5/2006（星期一）

务实处理人才外流问题

近期有两则关于我国公民回流的报道。南洋网在2006年5月8日报道政府在过去3至5年间，曾吸引了200名各领域专才回国内为政府部门服务，但目前仍在职者竟然只剩下一人。在该报道里，民政党泗岩末区国会议员拿督陈记光医生指出，政府应该调查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形。

在不久前，各媒体也报道高教部长拿督慕斯达法日前促留英学生切匆只看重金钱，应该在学成后回国贡献，并且应该有爱国和国家意识。英国大马学生理事会则回应促请大马政府切匆把拒绝回国的英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看成贪图钱财者，并指出还有其他因素如工作文化、环境、方向、工作挑战和前景存在。

这两篇报道实际反映了马来西亚目前无法留住人才，而政治人物时不时都会把这些外流的人才描绘成不爱国、贪婪的人。人才外流就等于不爱国，在“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的时代是看似理所当然；但是，在现今个人和民族与国家已非一体的时代，这样的论述只是吓跑人才而已。

在全球化时代，人才的流动已不是能用不爱国、贪婪的帽子将之扣紧。人们向外流，可能基于外国有更好的机会和发展空间，也可能基于国内有太多的限制或生活环境恶劣。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人们向外流终究是希望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而这也是人类的本性所在。

此外，国家当初设立的目的正是要保护其公民，使其公民能享有安定、自由、幸福的生活。当一个国家已经无法给予它的公民美好的生活，它自然也无权阻止公民离开，追求更好的生活。

当今马来西亚虽然可说正处于小康，然而却也面临了众多问题。治安日益败坏、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的困难、种族政治继续困扰、行为愈受道德监视，这只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而已。

龙应台曾在《难局》说一个关于苏老头的故事。苏老头在面临死刑时说：当我多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小民处在如此环境中，如果认为以自身之力无法改变国家，自然会选择改变自己的居住地，远走高飞到国外去。

因此，政府在处理人才外流时，不应继续以爱国意识挂帅，草率认为这些人才不爱国和贪婪；而是应该具备务实态度，提倡公平和自由，提高我国生活素质和发展机会。然而，美丽人生也需本身主动追求。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推动改变，一个安定、自由、幸福的社会才能真正建立。


刊登于南洋商报言论版16/5/2006

大家自己人，不好做戏

近期，香港杜琪峰推出了新戏《黑社会2以和为贵》，采用了反讽方式说出社会中人的虚伪。虽然黑社会会规白纸黑字写明以和为贵，但是为了登上帮主之位，彼此却是勾心斗角互相仇杀。这令人想回几年前的一个广告。

几年前农历新年期间曾有一个车商祝贺佳节广告引起轩然大波。在广告里，几名“阔太”在新年相聚时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是却是暗中较劲比较身上金饰。广告结束的一句“大家自己人，不好做戏！”一样道尽了戏中人物的虚伪。

这个广告当年会引起轩然大波，并非如当时政治人物、华团人士所说的丑化华人，而是揭穿了华人世界，乃至东方世界的“做戏”文化，撕下了每个人脸上的面具。当时这些道貌岸然的人士认为农历新年广告应该是欢欢喜喜、一团和气的看法更是为“做戏”文化做了最好的佐证。

农历新年广告年年更新，然而我们的“做戏”文化却不曾褪去，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以和为贵。

肉骨茶只是少数破局的一场戏。然而，无数的大片都是沿着同样的公式进行。原本天下是非常太平，然而日子久了就会自然出现一些风波。首先是不同派系或利益的人士的叫阵或鸣冤或诉苦，接着是敌对派系或利益人士的反驳、怒吼、暂时不回应或干脆以椅子等物件回应。

经历数次的对阵或来回，鲁仲连将会出场调和，或以大义告知，或各打五十大板。结果，双方如雷贯耳，一时间清醒了；就来个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不醉无归的大团圆结局。天下从此太平了，一场大片也终于落幕了。

然而，一阵高潮迭起后，观众也只是吃了更多薯片而变得更为痴肥；稍微清醒的就在投选金草莓奖。风波的结束并未对社会带来实质的改变，只是为下一场风波储起炸药。这些年来，我们到底有多少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等待下一场风波的成形？

马华党争过后，我们的华文报业摆脱了政党的操控了没有？贪污腐败解决了没有？民主精神贯彻了没有？优秀生上诉后获得奖学金，高官吃完了粽子后又怎样？所谓的行政偏差解决了吗？还是留待来年做筹码？体制上的根本问题不用再谈了吗？

从最近的董校风波，以至超越华社的国家大事如AP风波，都不难发现“以和为贵”的言论继续缠绕。稳定和平摆中间，理念和问题放两边。为了和平稳定，我们被要求必须忍辱负重停止争论，就算关乎国家利益、公众利益。

当年的思想冲击只留下了一句口头禅，却未能引领这些政治人物、华团人士做出改变，无怪乎华人思想兴革运动未能成功！

虽然校长贪污和董事主权风波的解决仍有很长路要走，但是可喜的是大众没有继续“以和为贵”，才能让这次风波的本质问题真正凸现。因此，在解决这次风波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让“不好做戏”的精神能继续维持下去。

唯有直接面对问题而非虚以对之，才能让社会中累积的问题真正解决，否则风波将会不断的重演。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好做戏；有问题就让它清清楚楚解决。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15/5/2006（星期一）

大学的角色和校园主体的基本权力 ——概论高教委员会检讨报告书

高等教育委员会检讨报告书是伯拉内阁任期内续警察改革皇家委员会报告书和“裸蹲事件”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所公开的第三份报告书。虽然其委员会地位远远不如另外两个皇家委员会，但是这份报告书的出炉（姑且不论其内容）在高等教育领域面临重重争议和挑战的背景中显得同等重要，盼能在黑暗中点起一盏明灯。

高教委员在2005年1月成立，受令在6个月内草拟一份涵盖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学府的研究报告，作为未来国家高等教育的政策参考。该检讨报告书已在2005年9月已完成，却一度搁至今年9月方公布，以让该报告书能获得更新。如宣布马大新任校长般，高教部意外在4月27日提呈和公布该项报告书。

然而，高教委员会的操作却比两个皇家委员会来得神秘。除了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在去年的一项扣薪动议曾提及该委员会之外，社会甚至学术人员及学生却大多都不懂得该委员会的存在或联络管道，远不如两个委员会曾经造成的轰动一时。虽然该报书宣称曾通过对话、会议和网际网络来收集民意，但是其民意基础性却令人质疑，始终令人难以寄予厚望。

由于报告书至今并未公开发售，社会人士仍未能获得整份检讨报告书。虽然如此，通过近日媒体报道和翻译，一般人都只能从此处大致上获得高教委员会检讨报告书的内容和建议。

高教委员会从国家经济角度着手，认为有必要改革高等教育，以建立一个卓越、辉煌既具有世界水准的高等教育，使马来西亚成为区域卓越的教育中心。高教委员会认为我国目前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包括大专生失业问题，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竞争，以及如何推动终生学习等等。此外，委员会也认为高等教育领域协助达致各族团结与和谐，以协助国家进一步团结。除了讨论高等教育现况、发展历史、法律条文、教育政策外，高教委员会总共提出了138项提议。

其范围内极广，涵盖了国家高等教育哲学、法令修改、大学自主权、高教预算、州政府角色、政府相关公司角色、私立大专、学术制度、校长遴选、素质鉴定和监督、国际联系、资讯管理、课程修正、语言、讲师培训、研究、学生素质、国家团结、少数族群、学费、资助和其他。其中，高教委员会认为12项建议必须优先在政府接到报告的12个月内完成的建议。

虽然如此，这份报告书从报道中看来并未能真正全面反映当今高等教育现况，许多必要的改革都已被忽视。其主要问题包括忽略大学在社会改革的角色，回避政治干预问题，以及片面讨论学生问题。

高教委员会在研究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现况主要是从国家经济和民族团结角度着手探讨，却完全没提到大学在民主社会所能扮演的角色。现代大学的发展除了强调在大学内传授和研究知识之外，也强调把知识传到社会以发展成常识，鼓励学生和学术人员关怀和参与社会，成为社会的良心。

高教委员会只字不提大学的社会的角色，若非认为大学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充分发挥社会良心的角色，就是没有勇气提出而故意忽略这项角色。在大多数学术人员已自我阉割和大多数学生对社会时事保持冷漠的情况下，高教委员会相信前者是难以置信的。

欠缺这方面的探讨已使检讨报告书变得不全面。高等教育的发展将越来越倾向技职培训和商业化，丧失了大学原本应具备的社会功能。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将只具备技术，却不会拥有思考能力和社会观。社会欠缺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将无法健全发展。

虽然高教委员会在第63项建议塑造能思考能力的人力资源，但是“只限经济，不包政治和社会”的思考空间将严重限制思考能力的发展。此外，第103项建议规定学生参与社区工作也缺乏相关其他方面的配合。因此，所谓的“国家下一代的主人翁”将只是资本主义经济里的一粒螺丝，却未能担当领导国家大任。

此外，国立大学近一年内屡屡爆发争议，而其中更暴露了校园内政治主导一切的运作。学术人员的升职和去留，政治立场是最重要的，而学术成就却是次之。校园民主机制，因政治人物对学生政治立场的主观认知而被扭曲和操弄。校园内的许多行政官员，更是充当政治主人在校内的鹰犬监视着每个人。在如此环境下，我们要如何相信大学能成为区域的卓越教育中心？

但是，高教委员会在讨论高教现况时回避了政治干预问题。高教委员会的确意识到国立大学缺乏自主性，因此在作出第5至第9项建议，包括了让教授遴选当中20人组成大学理事会、将权力下放给董事局等等。在其他方面，高教委员会也建议了遴选校长、教授的方式和条件。但是，在政治轻易超越体制的情况下，高教委员会如未能直接提出问题所在并提出对应建议而只是进行末节修整，检讨报告书内所提出的建议也将无法防止政治力量的涉入。

在1971年大专法令下，高等教育部长在大学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如未能在法令下赋予大学自主权，而只是行政安排下给于多一些权力，大学自主权也仍然未能获得保障，政治力量可随时干预。高教委员会应该建议修法赋予大学如1971年前马来亚大学所拥有的自主权。

此外，如何塑造学术自由环境也使高教委员会所忽略的。高教委员会以升职制度、培训切入讨论提高学术水平，而学术自由这个重要软元素却是没有被提出。在政治干预下，学术领域已充满了地雷区，使到学术人员惧于提出本身意见或发表于社会。

高教委员会在讨论学生问题方面只将焦点集中大专生失业、种族团结、原住民和残障学生，以及教育费用的负担，而建议集中在第63项至第71项、第100项至第103项和第112项至第129项中。但是，该检讨报告书并未讨论学生自治、学生权力等问题。

虽然高教委员会在去年校园选举争议开始前已完成报告，但是学生自治和学生权力问题已经非三日之寒。高教部将学生幼稚化和低能化处理，在70年代期间，政府通过大专法令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力和把学生会改为学生代表理事会。近几年来，大学当局更对学生生活的大小事务包括服装、出入时间和男女交往都定制相关规矩，违者严惩。

在校园选举中，高教部和校方更是安排亲校方学生竞选事宜和逼使学生投向该派系，并打压亲学生阵线。高教委员会应该认识到校园环境根本不容许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也不把学生当成公民看待。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要如何掌握沟通、思考、规划的能力和拥有自信呢？况且，学生自治是培养国家未来主人翁的重要基础。研究高教领域的报告缺乏这方面的探讨将是不足的。

此外，在种族团结方面，设立跨文化课程是一项不错的建议。然而，若缺乏公平的大学制度和校方对待种族的正确态度下，种族仍然将被分化。外在的因素也严重影响校内的情况。检讨报告书却也对这方面噤声。

虽然高教委员会也有讨论及对学生的赞助和建议政府继续公共领域继续支持国家高等教育费用，但是该报告书也在第20项建议高教费用需有四人皆费用来承担，以便在中期内削减政府的财务重担，而这些费用包括提供给私立大专和学生的贷款计划。这可能也意味着学生须承担更高的利息，而国民不再享有免费或低廉的教育。

总的来说，虽然高教委员会表示高等教育改革要有决心和勇气，但是其身处的结构使它无法拥有决心和勇气。由于高教委员会由高教部成立，缺乏了独立性，因此在许多问题欠缺本身的主见和勇气，反而任由所谓的“国家议程”去主导，将重点放在经济和种族团结上，回避了许多问题核心的部分。

虽然高教部长此前曾表示他已要求前教育部总监查希诺丁更新报告书的内容，但是其重点却是放在与第9大马计划的联系、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以及将高等教育与小学和中学联系起来。若任由高教部更新，在今年9月份公布的报告书也将不会拥有实质的改变。因此，目前正是高等教育相关人士如学生和学术人员应该积极施压和呈上意见，以使高教委员会在更新时更勇敢面对高教问题和做出建议。

此外，这项检讨报告书（或更新后的报告书）是否能正确执行也是一个最大的疑问。虽然这项报告书可说不合格，但是还是有一些建议还不错。两份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书在执行方面已让人对阿都拉内阁的执行能力置疑。对于学术制度的改革，在执行上也将受到校园内学阀的抗议和为难。

这份报告书出炉后，我们还需更多努力，不论是学生、学术人员、社会人士还是政府也好。

刊登于当今大马特约评论4/5/06（星期四）

黑箱校长岂不难当

新任马大校长拉菲雅已经正式上任。在日前，一名人士，超志，在南洋言论发表“马大校长也难当？”的文章。文中赞扬前马大校长哈欣耶谷成功带领至无人可超越的境界却被逼下台，证明大学校长难当。哈欣耶谷的政绩各花入各眼，不欲在此争论。然而，大学校长难当却是无可否认。

大学校长难当，除了必须调节学术人员和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引领大学向前发展，也必须直接面临我国政治的干预和影响。超志在其文章也有提及这点。这是大专法令赋予高等教育部部长绝对权力委任和撤换大学校长的必然结果。纵然大学校长有宏心大志，他也必须面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向决定其命运的人屈服。

既知大学校长难当，因此选择大学校长除了必须拥有透明具公信力的程序和明确的遴选标准外，也必须确保大学的自主性，方能让能者发挥。否则，一则沦为看家狗对付异议者，二则坚持理想黯然下台。

所谓透明具公信力的程序，必须将整个过程在太阳底下曝光，也必须包含让所有有利益关系者如学生，学术人员和社会参与决策过程的机制。然而，校长的遴选和撤换过程至今仍然是黑箱操作。

哈欣耶谷的命运虽引人关注，却是在众人千呼万问之下方在三天之前忽然宣布。所谓的新任校长遴选委员会、其成员、遴选标准、遴选进展，高教部从未清楚说明或只是要求耐心等待结果公布，更遑论让学术人员、学生或社会参与其内。

在宣布新任马大校长之时，其后面的遴选委员会也随之揭晓。这种事后透明的方式根本就是黑箱作业，只是事后有抹嘴。针对遴选标准，遴选委员会也仅表示认为她是最佳的人选，具有能力恢复马来亚大学昔日的光辉，成为我国出色的大学；却无提出她何以具有如此能力。

因此，大家只能发表文章或文告谈谈大家对马大校长的看法。美其名为在公共空间自由发表言论，实际上却是被排除在决定过程之外，只是空谈。校长是好是坏，大家虽然心中有数却无法参与决定是保留或撤换，而少数人却能在密室中决定其命运。在如此真空环境下遴选出校长，好校长自然不会好当。

虽然马大校长已被遴选出来，但是我们仍需动手做出改变。推动大学机制的改革，才能启动高等教育改革，而非坐着等待将拯救大学希望寄托在未知的新任校长个人手中。推动大学机制的改革，可以从现在做起，当然也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路方能完成。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5/5/2006（星期五）

为人权委员会装上"牙齿"

13名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委员为期二年的任期已在4月23日结束。回望大马人权委员会这两年的表现，可以以其中一名委员在一次接受国立大学学生的投诉时所发表的言论作为总结——“无能为力”。

大马人权委员会在2000年4月24日于1999年马来西亚人员委员会法令下成立。其成立的目的包括提供人权教育及塑造人权意识，在法令、行政指令与国际人权条约事务方面向政府提供劝导和行动建议，以及调查任何有关违犯人权的投报。

虽然大马人权委员会是在国会法令下成立的机构，但是它在这两年处理许多人权课题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在面对政府机构的时候，大马人权委员会面临了诸多刁难，往往是不得其门而入或成为人球。以校园选举争议为例，虽然国立大学生已连续多次向人权委员会投诉，然而至今仍未有具体的成绩出炉。该委员会在寻求与高等教育部和大学校方会面或要求进入大学观察校园选举时，亦遭到这些政府机构以不在职权之内等借口拒绝或踢到其他机构。

此外，大马人权委员会虽然得向国会负责和每年都有准备报告书，但是其报告书至今已多年未曾呈上国会讨论。其在报告书所列明的许多建议包括必须调查所有监狱和扣留所死亡或警方开枪致死案件、保护私隐权、废除内安法令等等仍然束之高阁，并未获得政府的重视和执行。结果，大马人权委员会沦为了被边缘化的群体宣传诉求的管道，却不曾被期望能获得具体的成果。该委员会成为橱窗摆设，显现了它实际上不具任何实权。

根据法令，大马人权委员会只能调查所接获的违反人权投报，然后向政府提出建议，并无任何具体权力提控违反人权人士或要求作出改善。人权委员会所能发挥的，很多时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关于大马人权委员会权力的问题最近也成了争论点。虽然大马人权委员会曾经建议让它拥有准司法权力，但是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日前在国会表示政府从来不打算让该委员会拥有“牙齿”既拥有更多权力。

此言论引起一些委员的抗议，认为他其实是在告诉人民人权委员会只是橱窗摆设，已打击委员会的士气。然而，也有些委员认为大马人权委员会是以道德权威和代表性来发挥影响力，并不需要司法权力。

回溯该委员会在这两年的表现和国内近来的重大事件，迷信道德权威来提升马来西亚人权状况无疑是异想天开，就如相信能以道德权威去说服江洋大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官僚体制、人权意识薄弱和金权交错，许多违反人权陋习已是积重难返，非道德劝说就能解决。大马人权委员会实际上也不具任何权威。在处理许多课题上，许多政府机构都不把该委员会看在眼里，拒绝交涉或把问题踢至另外一个机构。

此外，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是处理马来西亚人权事务的最高政府机构，而不是宗教机构或非政府机构，不能胡乱颠倒角色。它依赖的不是道德权威，而是法律授予的充分权力和独立地位去维护马来西亚人权。充分权力包含了传召权，调查权，执法权和检控权。这将使到人权委员会在面对权贵或政府机构时更加坚硬，而非如目前般软弱无力。

因此，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现在除了更换委员，更需装上“牙齿”，才能成为大马人权的守护者。

刊登于星州日报言论版4/5/2006（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