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观天下: 我们的知识分子去了哪里？

当去年龙应台女士莅临大马推介新书并与现场读者交流时，许多读者除了谈论台湾和中国的议题，也提出了大马时下最热门的种族、文化、宗教等议题，希望龙女士能对此做出分析，甚至有些读者希望龙女士也能到大马点燃野火。龙女士没因为读者千呼万唤的热情而冲昏脑袋，相反的她却谨慎地坦诚本身对大马不甚了解，不敢贸然做出分析。

不知道，即没有说话的权力。龙女士清楚本身的局限与影响力和作为作家的责任。作为一位不曾居住于大马的海外华人作家，大马的多元种族情境和政经文教发展进程对她而言是极为陌生，贸然作出评论既无法为读者释疑，更可能误导读者。人类之间的一些共同价值虽然超越国界和种族，世人仍可依循这些价值进行评论和分析；但是，若想对当地时局和未来作出精辟和引人深思的评论和批判并带来影响，知识分子仍需进一步了解当地历史和长期观察社会发展，才能在这共同价值的基础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名成功在本身社会点燃野火促进改革的作家，来到这里只是一名客人，期望她能对大马时局进行分析并点燃野火毕竟是一个奢望。然而，为何一位客人仍能让千人齐聚一堂，提出本身的疑惑和不满，企盼客人能就此提点迷津或常住下来？

目前华社对自身的身份、权力和利益的焦虑应该是八十年代华社民权运动后的另一高峰。一连串种族、文化和宗教争议让华社意识到自己在国家独立五十年之际对执政菁英而言仍是一个外来者和威胁，而许多宪法下的合法权益亦不断被吞蚀。然而诡异的是，相比较于八十年代华社曾轰轰烈烈地以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今天的华社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无力感，认为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乱象无法改变。有能力者选择移民外国发展，而没有能力者则选择赚取越多的财富来自保。

这份无力感源自当今华社领导人虽身居高职，却无力纠正乱象，只能偶尔分发小惠小利搪塞。马华和华团领袖拥抱虚无，在众多关乎华社利益的议题往往不愿表达立场，只愿以空洞的“我们会内部协商”等句子来推搪。华社虽然清楚这一班人无法推动改变，然而从主流媒体所见尽又是这些人，无法听到多少敢于批判、提出替代方式的真知灼见。久久来马一次的外国知识分子因此成了他们的救生圈，期望这些知识分子能借助成功在外国推动改变的经验指点迷津，或像一些读者对龙女士般，直接期望他们也能在大马推动改变。然而，如前所言，若要进行强力的批判以推动改变，知识分子就必须对当地有深刻地了解和观察；而拥有这个能力的人，还是源自于本土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曾在华社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华社在八十年代能揭竿要求改变，除了因为当年华社领导人具领导力、远见和勇气外，也有赖于一群华社知识分子和期间成立的华研的思考和谋划。那么，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又去了哪里？为何华社急需真知灼见冲击思维时，知识分子却是缺席，以至华社必须向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求助？

华社从来不曾缺乏知识分子。时至今日，大马华社依然有一群知识分子如潘永强、陈亚才、李万千等，关心民间疾苦，忧虑社会未来，并思考和批判国家的所作所为，企图改变国家和社会。他们曾发表一些在华社引起巨大争论的言论，却使华社真正认识到自身里外的问题。大家肯定忘不了潘永强曾在几年前批判马华“逃离政治”。然而，马来西亚华社逐渐被政治收编的舆论平台却使本地知识分子被隐没或边缘化，使他们未能引领社会思潮谋求改变。

自国阵政府在鲁乃补选败阵见证了华社舆论界的力量，引发了五二八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后，原本相对独立的华文报业已被执政党或其代理人所控制而丧失了其独立性和批判性。一群意识到了其对舆论力量的压制而领导反对收购和宣布罢写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被封杀，而绝迹于主流媒体。虽然其后创办的《东方日报》和网络媒体提供了发言平台于这些知识分子，但是媒体业的恶性竞争却使大多数华社接触不到他们的言论。当然，国阵政府也直接插手压制了言论自由，通过报纸出版和印刷准证禁止报章刊登一些评论人，如杨白杨、李万千在报章撰写评论和公众讨论社会议题。

这些封杀和压制最大的恶不在于它限制了这些人的发言机会，而是摧毁了公共辩论空间。它阻止了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意见和进行辩论，借此厘清误见和冲击民间思维，引领民间思考、判断和寻找可行的替代可能，最终以行动维护民间本身的权益。凯里挑起族群边缘化议题，只见政治人物和媒体狭隘地妖魔化对方并高呼捍卫己方权益，却不见对族群财富分配零和论和国阵分而治之局面的反思。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时，旗下媒体拒绝刊登反对声音，也拒绝在其他媒体回应该议题，致使支持和反对收购演变成各说各话。各别读者只能接收各别报章的讯息，却从不知悉其他相反的意见，因而未能真正思考媒体垄断议题。问题一日复一日的发生，华社却始终逃不出思想的框框而无法采取行动做出改变，无力感自然日渐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