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都拉的经济成绩单

近半年由一系列大型基建工程和企业合并计划所营造的大马经济“美好感觉”，已遭加剧的美国次级房贷风暴一一吹灭。这几天，政府高官早已经不敢再宣扬大马股市荣景代表了经济的现实状况，反而一再强调，股市大跌只是金融问题，而大马经济依然有强劲的基本面。

他们的反复说词，揭露了这一次荣景其实只是不具实质经济基础支撑的假性繁荣。股市内频频创新高的股价和交易，只能反映金融市场的气氛，却不一定和实质经济有关联。

股市荣景下的投机活动象征着产业拥有权的活跃转让，从价差中赚取盈利。当股市升至最高点后，最后一个傻瓜将是承受股市下滑亏损的人。这类活动不具生产性，无法衍生出更多具经济效益的资产和原料，让整体产能能继续扩张下去。

清醒的学者其实在之前就已曾发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提醒民众这只是非理性的假象。 曾在马大任教的经济学家佐摩就曾强调，股市无法反映大马的实质经济发展，因此不应成为衡量大马经济的指标。不过，处在体制之内的国家银行总裁洁蒂却要到泡沫点破之后，才能提醒大众股市起伏波动，并不一定能反映整体国家经济的走向。

政府此前一再放大股市荣景反映国家经济走向，背后有其政治利益的考量。阿都拉政府上任以来，其经济政绩是非常苍白的。他所强调的农业领域发展受惠于国际原产品市场的高涨，才会显得一片荣景。不过，大马整体经济的转型却显得缓慢无力，处在不上不下之间，皆无力应对底价劳工国的竞争，也缺乏高价值的产业。

因此，阿都拉政府就以恰巧降临的股市荣景作为其执政4年来最大的经济政绩，并大力刺激股市内的非理性气氛，企图满足城市选民对国家经济表现的期望。但是，随着股市因为美国次级房贷风暴而大幅波动，阿都拉政府已难以利用股市荣景支撑其苍白的政绩。

但是，这不意味他们会就此清醒，认真解决大马经济的实质问题。阿都拉依然会通过四个区域的特别发展计划，陆续发放更多基建工程，试图以此力挽狂澜，维持国家经济发展。不过，佐摩此前就已曾提醒，庞大投资额并不必然也能引起庞大的经济效应。大型基建工程更多时候只是打造了一群“白象”。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8月15日（星期三）

国庆日究竟有什么能让我们骄傲

每当提及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官方历史最引以为敖的，即是马来亚是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主权转移，从英国人手中的获得独立。政府高官们更会喋喋不休地提醒我国民众，相比在浴血战争中从殖民者手中争取独立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和缅甸，我们已是幸福百倍，因此必须好好珍惜。

不过，独立过程除了和平主权转移之外，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值得感到骄傲呢？在东马并不十分同意的独立日，究竟还有什么精神让我们回味，并从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呢？

我想是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真的值得能让我们骄傲。马来西亚成立44年以来，我们依然不能获得独立所带来的自由平等意义，坐享庞大利益的执政集团国阵依然牢控政权，人民在“爱国”意识下宣布效忠首相阿都拉和国阵。

旧时代殖民地遗留下来种种钳制基本人权的内安法令、紧急法令、出版及印刷法令、煽动法令至今依然张牙舞爪，甚至将魔爪舞至活在新时代的网民身旁。那个时候我们开国元老曾经唾弃的分而治之，却遭他们的继承者披上羊皮，重现在他们号称能促进各种族融洽相处的政策里，侵蚀我国的政经文教体制之中。

虽然从木屋发展至双峰塔，但是种族联盟的模式却未曾进化至多元种族政党的模式，以种族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未进化至以需要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也没从保障温饱权进化至保障宗教自由权、政治参与权、言论自由权等等。国家制度反而更见大倒退，人民渐渐丧失更多的基本权益。

从马来亚独立，以及马来西亚成立到现在，经历了被殖民、种族冲突、宪政危机等经验，却从来不能协助全体国民反思国家体制和政策的不足，以及种族和宗教政治的局限于危险，将危机转为向上发展的契机，一味容许玩弄种族政治的政客捞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其他国家虽然在争取独立和寻找国家发展方向的过程，比我国吃了更多苦头，绕了更多的弯路，但是却能从苦头和弯路中反省，更加保障所有人民基本和平等权益，进一步向前迈进。马来西亚曾经大力抨击的南非，也已在90年代初焕然一新，通过保障所有人，不论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差异，都拥有人权和平等机会的宪法。

马来西亚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真正的觉醒呢？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8月9日（星期四）

15.5%和3.6%的不同意义

近日在媒体上掀起华小拨款数字争议论战，如果不能真正认识每个数字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无助于我们了解华教发展的真正情况，并让不负责任的政客如墨鱼般喷墨而逃。

这场文告战源自于马华教育局主任李成材，发表文告指华小第九大马计划下所获得的总拨款，即包括行政津贴和发展拨款为15.5%，并暗批董教总误导华社指华小只有2至3%的拨款。董教总隔日即批评李成材意图以行政津贴来混淆发展拨款，为政府不公平的发展拨款政策辩护。

但是，李成材、魏家祥和尤绰韬随后纷纷批董教总只看“部分事实”，而强调他们所指的是“全面事实”，并指两种都同等重要，而15.5%的数据更实“毋庸争议和铁一般的事实。”

没有人会否认两者都同等重要，也没有人会否认15.5%华小“总拨款”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过，行政津贴和发展拨款本质既然截然不同，因此15.5%和3.6%也都代表不同的意义。

正如董教总所说的，行政津贴主要是作为学校缴付水电费、电话费、购买教具和其他的行政开销，而发展拨款则是指兴建新学校、重建校舍、扩建校舍、维修校舍、购买桌椅及其它硬体设备的拨款。

前者只是日常开销，旨在维持华小运作，但是后者却是资本开销，事关华小未来能否持续增加和扩张，以容纳更多华小生和提升教育素质。若能了解其中差异，就能了解个别数据所带来的影响。

董教总所说的3.6%，即是指政府在有关计划拨下发展拨款分给华小的部分，相对之下国小获得总拨款的95.06%。华小虽然依然每日正常运作，但是在未来发展扩张方面所面对的打压却已经昭然若揭。即便在加上李成材称谓政府随后增加的拨款，华小所获得的发展拨款也只增至4.8%，而国小依然是93.4%。

董教总一直以来为华小争取合理公平的建校机制和发展拨款，大力鞭挞政府只拨出微不足道的发展拨款。行政津贴并非不重要，但是在这场争论中根本毫不相干，因此15.5%只不过是一堆渗了水的数据。

李成材、魏家祥和尤绰韬若非愚昧，就是在欺骗公众。将各具不同意义的数据相加已模糊华教面对不公对待的真相，其罪恶无异金鹏集团高层炮制假账欺骗投资者的钱。马华一味坚持渗了水的数据，只是在掩饰其华教功绩的苍白，为来届大选粉饰橱窗。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7月31日（星期二）

翁诗杰，别移门迁柱！

当北大规定女大学生不得穿西裤，只能穿长裙的新规定在媒体上曝光时，有记者采访高教部副部长翁诗杰时问及一些人在互联网留言，指该大学华裔学生代表无能，他即反驳说，那些指他人无能者应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也无能。

他也表示，至少有关学生代表会见他时，已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反观那些在网上骂人者，却不懂行使学生权力，没有依循正确管道做出投诉。主宰全国高教素质和大专生命运的高教部副部长在猛烈炮轰大专生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扪心自问，为何我国高教体系会出现放弃基本权力的大学生呢？

让我们将时空回转到今年的4月10日，即高教部长慕斯达法在国会宣布允许成立各种族文化学会的隔日，翁诗杰和马青团总秘书魏家祥高高兴兴迅速宣布，博大已经批准成立中华文化学会，似乎自认已为华人子弟立下大功。但是，博大华文学会在哪里呢？

博华依足程序，遵守高教部高官爱谈的“正确管道”提出申请，首先发函校方要求注册，并在遭校方以高教部指令拒绝注册后，再向高教部求助，但是最终却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华文化学会获得注册，反而博华至今仍无人理睬，也不知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是否已经“叫翁诗杰看看”。

北大严苛规定大专生装扮并非只是几个“小拿破仑”在作怪，反而是高教体制高度集权化、政治化的必然产物，而博华也是如此。大学管理权根据大专法令集中于校长和副校长手中，使他们能不受校园内大专生和学者的监督，随心所欲定制各种条例来管制学生，而学生代表理事会只是不具实权的民主橱窗。

由于最终决定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人选的条件是政治联系和功绩，因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学客”往往就会迎合种族主义政客的政治需求来定制各种条规和利用不同手段来打压学生，以求能在大学内平步青云。学生在白色恐怖之下往往只能选择屈服于校方的意愿，而非反抗争取自己的权益。

当官者不能正视高教扭曲人性的机制问题，却一味炮轰学生不懂行使自身权力，不咎是移门迁柱之作。就算北大女生最终有得穿西裤上课，但是北大生还是不敢公开抗议校方的荒谬措施。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7月24日（星期二）

又是大专毕业生失业的季节

副首相纳吉周四出席一项新书推介礼时，表示政府将会提升850个网站，提供就业机会于4千个大学资讯系的失业毕业生，并相信能为国家栽培出至少4百个新兴企业家。

同样的，高教部长慕斯达法也在当天表示，高教部将继续加强国立大学生的英语掌握能力、领袖素质、沟通与表达等人格素质，以便加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条件。

他们的言论象征着政府解决大专毕业生失业问题的两大板斧，一是动用公款开拓新就业机会，将这些毕业生吸纳进入公共体制，二则通过大学课程提高大专生们的英语掌握能力和软技巧。

前者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而且只会制造一个臃肿不堪的公共领域。就算政府就如纳吉上述所言发放合约于私人界，以制造工作于他们，政府同样也需长期负担大笔开销，确保私人企业能继续聘用他们，更遑论在拐杖之下能栽培出至少4百个新兴企业家。

后者虽然看似是针对大专毕业生失业原因的长期策略，但是实际上治标不治本。软技巧必须透过日常生活经验的累积，才能真正掌握到其奥妙，而英语也必须思想的表达，才能真正掌握语文的精髓。学习与掌握不能只是局限于课堂之内，因为大学外的生活从来不会和社会与国家脱离关系。

但是，观乎各国立大学，许多大专生连决定上课服装的自由也没有，许多所谓协助他们在未来更能就业的方式，只是让大专生更无需思考决定生活细节的教条。此外，在大专法令和政治挂帅的管理层魔爪之下，许多学生连在校园选举中做出选择都不敢，更遑论透过语言和文字表达不满，改善校园生活环境。

因此，通过课堂传授的英语和软技巧，如果不能贯彻到生活上，只会遗留在课堂之内，并不会真正内化到大专生们的脑海之中。只是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会懂得这点，因此才会有大学内的半吊子解决方案，并准备在他们毕业后一路扶持至死为止。

国家领导人之所以永远不懂，只因他们尽想着的是永远掌握政权。唯有在一个愚民国度里，才会有永远的掌权者。无怪乎，伯拉会在上周一国立大学学生代表理事会大学中劝勉在校园选举中当选的学生代表，不要参与校园政治！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7月17日（星期二）

信贷情报风波的终结？

随着首相署副部长卡维斯的炮轰，许多曾因信贷情报服务公司（CTOS）所提供的错误信贷资料，而无法获得贷款的人也纷纷跳出来指控有关公司的不负责任。一时之间，它成了过街老鼠，人人皆可喊打，而大马公司委员会此时突然间提控公司董事和秘书，似乎也为广大受害者出了一口气。

信贷情报服务公司的经营手法的确存在问题。该公司无须为提供错误的情报，而负上任何责任，反而要求受害者付费来删除错误的资料，已是极为荒谬。然而，若因此为公司委员会的行动欢呼，并认为事件已获政府的解决，我们就已坠入了政治人物所设的民粹主义圈套。

公司委员会所指控的罪名，该公司早在2003年就已经犯下，而公司委员会却不曾在之前提出控诉，偏在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才将这些董事和秘书提控上庭。况且，公司委员会在维护公司良好的治理的效率也向来令人逅病。英文商业周刊《The Edge》就指出该委员会在此前并未曾成功将许多疏于职守的公司董事控上法庭。

因此，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这是政府企图安抚民意和转移人民视线之举。直到政府最终拟定出一项社会各领域都能接受的管制条例前，这事件依然没有一个结果，而许多问题仍然需要公民社会的进一步辩论和解决，其中包括经营业者的责任、资料收集的范围、来源和用途，以及公众的私隐和基本权益。

虽然公众若要获得信贷资料，可以向国行或大马报穷局查询，但是信贷事情市场会出现，自然是有它的优点和需求所在。倘若这些公司所提供的情报，是整理自已被公开的信贷资料，如政府宪报、报章或公司委员会，这些公司应该被允许继续经营，毕竟维护信贷信誉是公众自己的责任。

民众私隐最容易受到侵犯的地方，往往是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和信贷情报公司之间的互换情报。郑丁贤在《星洲日报》《夜雨晨风》专栏中就指出其读者将那些欠钱不还的客户资料，都提供给信贷情报服务公司。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在未获客户授权前，都无权向第三者提供客户资料，而信贷情报公司也无权将这类情报纳入资料库中。这是管制条例必须涵盖的范围。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7月9日（星期一）

核能的祸害正悄悄逼进

由于核子武器能为人类的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此它在国际中往往会引起巨大争论，也容易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近期的朝鲜、伊朗和南亚国家的核武发展风波就是最佳的例子。

虽然这当中有些国家如伊朗宣称自己只不过是在发展核能发电，但是由于核能发展往往是核子武器研究的入门，因此也一样挑起了国际的神经敏感线。

核能发电的发展在许多国家同样也是社会激烈争论的课题，因为它虽然是较便宜的资源，但是却会对周遭环境和人类生活带来污染，而且所谓的安全措施往往是非常脆弱，而不足以让人信任。

二十年前所发生的切诺比尔核电厂辐射外泄就导致五十六人直接死亡，并至今影响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等地，产生了许多癌症患者和畸形儿童。近年，日本的核电站也频频发生意外，而一项报告更揭露电力公司为了让存在安全隐患的核反应堆继续运转，而私下删改报告。

由于我国媒体皆积极跟进这些国际间的核能或核武纠纷，而历史书本也常提起美国二战时在日本所投下的两粒原子弹造成的威力，因此大多数大马人民都清楚核能或核武的庞大负面影响。

马来西亚实际上也有研究核子工艺的机构。马来西亚在1972年就设立了敦依斯迈原子能研究中心（PUSPATI），而现名为马来西亚核能研究院（MINT），主要是集中于核能的研究、培训和教育，并未设立核能发电厂。

但是，由于受到国际高昂油价和油藏逐渐枯竭的影响，马来西亚已经开始在考虑兴建收割核能发电厂。据2006年8月7日《南洋商报》报道，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贾马鲁丁就表示，我国正在研究使用替代能源来发电，包括考虑使用核能发电。

据上周五的《星洲日报》报道，贾马鲁丁又表示，我国在迈向2020年现金过目标的13年内，必须策划兴建首个核能发电厂。从考虑多个选项到必须策划兴建，我国似乎已经越来越接近核能发电。

诡异的是，虽然大家都清楚其祸害，这课题似乎仍未引起大众的注意。政府未曾就此课题征询民意，而媒体的报道依然局限于报纸的小角落，民间也未针对此课题主动提出反对。

在一片宁静中，核能的祸害正悄悄逼进马来西亚。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7月2日（星期一）

颜文安辞职不是假账风波的终点

当金鹏集团宣布无法如期呈交年度财政报告时，假账风波已有指向人为因素造成之势。如果该集团是基于一些非人为所能控制的因素如火灾、失窃，而不能向稽查师提供有关文件，大可开诚公布，但是该集团始终未曾交待，并委任摩斯伦风险管理公司核查账目。

这显示两种可能性，第一、账目可能经人为刻意操弄，以隐藏有问题的交易，因此必须进一步调查厘清真相；第二、金鹏集团的内部管理制度有缺点，导致相关纪录消失而无人发现，因此必须检查管理制度找出弱点，并尝试寻回相关记录。

前者是犯法行为，后者则是管理疏忽，而且这消息已引起极严重的后果（股价大跌），股东利益已经受到损害。因此，就算原因是前者或后者，事件发展至此，公司管理层都必须负上责任，应该至少有人引咎辞职。

随后在5月30日公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该风波不只牵扯2006年度的财政报告，也影响2005年度的财政报告。况且，剔除这些有问题交易后，金鹏集团在这两年都将转盈为亏。此外，如果只是管理制度的缺点，该集团的管理层在去年理应已经发现并作出纠正，不会让问题拖至今年才爆发。因此，这时金鹏集团内部更应该已经有人站出来交待并负上责任。

而6月16日公布的最终报告揭发问题似乎更为严重，远至2004年的财政报告也将受到影响，董事部也在6月19日针对假账和虚构文件向证券委员会和警方报案。这显示前者应是这次假账风波的原因。事情发展至此，管理层内也终于有人为此负上责任，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颜文安在报案同一天正式宣布辞职。

金鹏集团从风波爆发到现在，已有太多时间来显示他们维护良好企业治理的决心，并恢复市场投资者的信心。可惜的是，他们却任由风波折腾许久，到了最终结果出炉才迟迟有管理层愿意负起责任，并导致股价频频狂跌，这已不得不令人怀疑马来西亚是否有决心维护良好的企业治理。

但是，最终报告的出炉，以及管理层的辞职，并不意味事件的终结。这风波还有许多仍待厘清的疑问，特别是监管机关的失责。第一，金鹏集团迟迟未向市场透露问题的严重性，导致市场一直处于揣测之中，股价跌势也未能及早止血。作为股票市场监督者的证券委员会，原本理应具备危机意识，确保金鹏集团的假账风波能及早获得透明的处理，但是却似乎没做到这一点。

第二，假账风波可以追溯至2004年的财政报告，因此作为金鹏集团稽查师的德勤理应更早发现问题。德勤在这风波是否有疏忽，或是犯错的地方，证券委员会应该进一步追查。

第三，该特别报告并未披露这些有问题的交易是如何被制造的，因此证券委员会和警方在调查后有必要进一步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

如果金鹏集团假账风波未能透明处理，而监管机制的弱点也没有获得纠正，那么马来西亚展望成为世界级回教金融中心的美梦将永远不可及。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6月25日（星期一）

人民，你究竟能为治安有多拼？

如果大家记忆没那么短暂，就会记得十个月前全马各地曾发生数起劫杀案，引发人民的怒气，并示威抗议表达不满。然而，那时的抗议也仅是昙花一现。虽然大家对自身安全仍然没有感觉到保障，却选择重回到各自生活中继续担惊受怕。

抗议昙花一现的结果就是政府未曾认真执行任何措施来提升警务效率，来保护人民的安全。当时牺牲数条人命的劫杀案最终换来只是同时兼任首相和国安部部长的阿都拉的数句道德劝说、现在不懂是否已实现的提升人手承诺，以及不懂是否还在保护人民安全的马青团先锋队。

把话说得再恨一点，今天在新山发生的劫奸案会发生并不只是因为劫匪的丧尽天良，或是政府的无能，而是全体人民的共业。如果不是人民冷漠自保，如果不是人民纵容政治人物务虚，就不会有今天的警察如同虚设，以及劫匪的胆大包天。

日前由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一场检讨皇家警察委员会建议执行进展的研讨会就清楚点出这点。在该研讨会中，大马人民之声和国际特赦组织大马分会发表的成绩单就揭示政府缺乏政治决心是警务改革落后的原因。

而前任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也指出，人民的冷漠是造成政府在警务改革课题中顽固嚣张的原因之一。他批评大马人民就好像球场上的观众，始终依赖球场的球员（政治人物）来替他们争取，而重未自己亲自争取。

数月前，被激怒的民众曾一度亲自下场争取，但是最终也退出球场继续扮演观众。现在，新山的民众再次被劫奸案所激怒，踊跃出来签名支持“十万火急拼治安”，但是民众究竟能多拼以激起强大的抗议浪潮，还是令人怀疑的。

民众是否愿意长期斗争，以维护自身和众人的安全？如果伯拉再次出来骂骂警察几句，要求他们不再怠慢和滥权，民众是否不会因此被抚平而不再“闹事”，继续自求多福？如果马青团再次不务正业，在新山组织一个先锋队来维护安全，人民是否会拒绝接受，并大声抗议？

而民众是否敢于在下届大选选择改朝换代，以惩罚未能解决治安问题的政治人物？民众是否敢直接向掌握警队权力的国安部部长阿都拉施压，要求他认真解决治安问题否则下台？民众是否能对政府所作下的承诺保持警惕意识，长期监督确保他们完成改革警务的任务？

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是”，那么政治人物也将不会有任何决心来解决治安问题，而我们也将继续活在恐惧之中。这是我们所选择的共业，只能怪我们太过迷信政治人物自然而然会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

马华在种族政治的死胡同越走越深

这个时候往往是优秀生领取奖学金准备到外国升学的季节。相比数年前，今年华裔子弟哭天叫地，对奖学金录取结果的情形已减少。较早前，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就曾亲自会见获得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华裔生，大谈马华公会的功劳，并呼吁华裔子弟无需担心华文无法获得A1，而失去获得奖学金的机会。

在日前，黄家定、署理总会长陈广才和马青总团长廖仲莱也齐齐再会见了46名成功上诉及获得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华裔生，勉励他们能努力上进，考取好成绩。若说马华领袖能在百忙中抽空关心华裔子弟，这当然是华裔子弟的大幸。

但是，这些华裔生能同时获得两名部长和一名副部长联合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个怪事。毕竟，马华部长如此大阵仗出击，是少之又少的。如果大家没有那么健忘，就会记得半年前七名年轻人曾发起一个黄丝带之约，要请马华领袖喝茶就媒体，并获得两百名年轻人和媒体运动分子的响应。

结果，虽然这课题关“第四权”并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巨大争论，马华也只派遣一些马青领袖，如魏家祥、梅振仁、王乃志与会，而黄家定当时身在马华大厦，却怎样也不愿意上来赴会。

改善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面试和录取的程序和标准，充其量只是对教育政策的小小修正，而媒体在我国受到政党和商业利益的牵扯，影响了人民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力，进而危害民主制度的运行，是国家大事。

但是，前者仿佛是马华领袖头等大事，大谈争取的功劳，而后者却轻如鸿毛，在社会步步追问时保持沉默。无可否认，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的确关系到国家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是马华领袖也仅能满足于成功为华裔争取更多奖学金，而未能进一步整体国家资源的公平分配于所有族群和阶层。同样的态度也存在于马银行土著股权的课题上，马华只敢炮轰马银行列土著股权为指定律师楼标准，却不敢批判政府政策里对土著股权的要求。这就越发显示问题所在。

这再次显示马华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只能靠捞取糖果来博取廉价的功劳宣传。巫统在政府中独揽大权，马华实际上能做的是少之又少。马华部长们最多也只能要求对政策作出一些枝节修正，然后就只能举手通过，并在外扮演辩护士的角色。

如果遇到巫统政治人物的严厉声讨，他们就只能像凯里事件和121A条款备忘录般退缩低头。而在选举来临前，马华更只能依赖巫统一时的华教拨款来争取更多选票。他们在种族政治的死胡同里越走越深。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6月11日（星期一）

《513 -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反思与和解的起点

这个国家的政治基本是只往前看，而不会往后看。就如纳吉对《513 -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的反应，“我们应该展望未来，而不应纠缠于过往的问题”。国家领袖设定了许多伟大的议程，要我们在未来实现。在九十年代初期，马哈迪领导的政府设定了2020年宏愿。不久前，接手的阿都拉甚至在2020年未到前就高喊要设定2057年的宏愿。

然而，当我们要往前奔时，过往的历史和经验始终拖住我们的脚步。当我们希望实现更多的进步与平等或政权轮替时，终会有人将513这稻草人祭出，警吓我们不得前进。虽然许多人都怀疑官方说法的真实性，但终会无奈接受不平等的宿命，而不愿克服心中被制造出来的恐惧
。
因此，我们这几年始终都只能在政策的技术层面兜兜转转，却始终突破不了种族政治的酱缸。我们可以废除马银行的土著股权政策，却对实质上只利惠朋党的新经济政策毫无反抗之力。我们可以争取《黑眼圈》的上映，却无力推动更具包容性和马来西亚色彩的文化政策。我们在旅游节虽然号称代表真正的亚洲，在政治上却是分裂成不相往来的各个种族，依赖精英为我们分配利益。在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只能继续沦落。

在所有制造不平等和分裂的政策和政治前，都有513这稻草人在守护着。因此，马来西亚若要发展前进，实现全民平等，我们不能只往前看，反而必须面对过去这一段黑暗的历史，解构513事件，才能勇敢地跨越稻草人守护的疆界。

我认同柯嘉逊博士在《513 - 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里所说的，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设立是必要。一些当年事件的受害者、目击者和记录仍然存在，我们急需访问他们，以及解密和发掘这些资料，重新拼凑513真相，并厘清所有有关人士的历史责任。寻找真相并不是要血债血还，而是全民进行彻底的反思，检视社会和国家机制的弱点和错误，防止事件重新发生；更不是要制造一个具备受害者光环的新霸权，而是实现全民大和解。

这本书能成为反思与和解努力的起点。如李万千所言，在政府看似不会查禁此书后，我们不应该就此认为政府开明，反而应该施压要求政府解密关于513事件的秘密文件，让当年的事件真相能逐渐显现。唯有从过去被制造的恐惧释放出来，马来西亚才能继续升华。

此外，令人惊喜的是，被认为是513事件受益者的马来族群也有一批知识分子站出来捍卫柯嘉逊博士出版此书的权力。这证明马来人也能理性和成熟地讨论这些所谓的“敏感”课题，因此非马来人不应预先认定这将会刺激马来族群，而拒绝面对和讨论513事件。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6月1日（星期五）

冯宝君不妨直捣班台谷

若说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长莎丽扎对“月漏论”的所谓解决是从党派立场出发，而非出自对女权真正的尊重，相信没多少人会反对。她既接受两名国会议员不对主要当事人道歉，也接受他们具备假定伤害的对全女性道歉，并不打算再继续追究下去，更容许他们发表基于维护政府而不得不此言，错都错在反对党身上的言论。

“月漏论”实际上并非什么黑白难分的事件，更不是什么大事。在现有社会环境下，我们早已清楚确定它为性骚扰。然而，如此简单不过的小事，妇女部或内阁既不能秉公处理，反而陪着或纵容两名议员胡闹，显示政治威权和父权威权依然笼罩在我们的社会，甚至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这个时候如果还希望莎丽扎，以至阿都拉仍然能插手纠正这个事件，根本是痴人说梦。

目前应该是讨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其它的东西，而不是仍旧盼望官府能即时做出任何纠正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全国大选在最近的任何时候都可能降临。在日前举办的一场名为“尊敬女性尊严，迈向第一流国会”的讲座里，妇女组织就恫言拉队到两名议员的选区，要求选民唾弃他们，以向政府清除传达无法接受国会里歧视女性言论的讯息，要求他们严正处理。

纵观全国选民架构，妇女选票占了一半，如能影响她们的投票意向，则可以在朝野形势引起巨大变化。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如能唤起妇女们的醒觉意识，则将为执政党起着极大的压力，正视妇女权益并将其纳入体制内，或甚至导致政党轮替。这也是国阵意识到，所以才会在事件经媒体大事报道后要求妇女部处理，而没有如往常般不了了之，虽然这个处理很有问题。政府的不当恰当处理将让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更能发动选民唾弃两名议员。

然而，这方式来虽然看似有用，但再详细分析之下，在现实上却有极大的限制。这两名议员的选区一个是在马六甲的野新，另一个则是远在沙巴京那巴当岸，都处在选民教育水平和发展水平较低的郊区。依约补选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即揭示这一类选民关注于当地民生课题，多过于全国政经课题。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要劝服这些村民为“月漏论”唾弃这两名议员，将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如想透过选票显示妇女的力量，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不妨考虑将战场转移至选民教育水平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其中主战场可设置在莎丽扎的国会选区——吉隆坡的班台谷。在班台谷，在野党不妨考虑派遣女权运动分子上阵，并将议题锁在女权议题，将选举升高为对妇女部表现，乃至对国阵女权政策的信任投票。冯宝君不妨考虑直捣班台谷吧！

这是短期应对大选可以采取的策略，然而在长期我们仍需要进行教育工作，将尊重女性的种子深埋入每个人的脑中。如此的解决能出现，至少是社会所默许的。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5月22日（星期二）

为何非得要曼联来？

我虽然并非足球迷，但也有留意足坛发展，因此清楚曼联球赛的客观性绝对远超亚洲各球队，也清楚曼联在亚洲拥有球迷，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绝对能让大马受益。然而，就算它是大马独立五十周年活动的一环，也并不意味我们非得举办曼联访问赛不可。

亚洲足协相信大马承办赛会的能力，因此委托大马和其他三国一起联办亚洲杯足球赛，而大马足总也同意亚洲足协在亚洲杯决赛圈期间不会主办其他赛事。这是我们和他人的君子协定，作为文明国家所应该去维护。接受了亚洲足协的委托，也意味我们有责任去维护亚洲杯的利益，确保它不会被其他赛会夺走注意力。

况且，大家也清楚亚洲足坛发展水平仍然低落。作为亚洲足坛的一员，大马应该尽全力办好这项亚洲顶级赛会，协助提升亚洲足球水平并将其推广。大马足球队也应该趁着赛会在自家门口举办时，提升自己的档次追求更好的成绩，并凝聚本地球迷。

然而，在曼联来马的课题，我国的政治人物一味指责亚洲足协只关心自己，指亚洲足协没有权力干涉，却忘了本身接下了责任，就是要维护亚洲杯的利益，也忘了得遵守与他人的协定。

大马这一意孤行举办曼联访问赛，导致大马足总被国际足总取消会员籍事小，更严重的是将影响大马国誉。撕毁承诺、背弃责任将使其他国家和国际单位难以对大马投下信任，以后大马要获得委托举办其他赛会或活动项目将是难如登天，而影响甚至也可能延伸至其他外交事项。

曼联访问赛并非非办不可。就算今年不来，曼联明年仍然可以在来献艺。大马独立五十周年庆祝，就算没有曼联访问赛，也可以有其他活动来代替。曼联访问赛到现在都还有取消的余地，而亚洲杯却是势在必行须举办。能使大马如此不计后果主办曼联访问赛，是政治人物急于在选举前制造美好感觉，满足本地球迷的欲望，盼望他们能在来届选举投下支持一票。

公民岂能让国防部就此打发

如果没有依约补选，潜水艇交易的1亿1千496万欧元（5亿3千万令吉）佣金问题应该不会挤上主流媒体的头版。针对国防部付给牵涉蒙古女郎谋杀案主角阿都拉萨拥有的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上诉金额，安华和其他反对党领袖已在不同场合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图利朋党的佣金，但是一直以来最多只能徘徊在主流报章的小角落。如果不是人民公正党在依约补选提名日高举潜水艇佣金海报并通过照片传遍全国，而且依约选情一度告急，国防部不会如此快速和高调地在各主流报章做出澄清。

国防部的澄清建基于两点。第一，该笔款项不是佣金，而是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监督潜水艇工程防止出现额外成本的状况，以及协调在法国和西班牙进行的本地潜水艇人员培训计划的酬劳。第二，该笔款项不是纯利润，而是包含了所有辅助及协调服务的直接和非直接费用。

然而，这两点说法都大有疑问。首先就第一点而言，国防部作为已经成立数十年的主管国家防卫体系的部门，每天都得接触和管理各种种类的武器，难道自身没有专才来进行各种辅助和协调工作？是不是国防部招揽的人才只是懂得在阵前杀敌，而不懂得在大后方管理各种军事器材，只能外包给私人公司处理？还是建造潜水艇需要一些极为特别的专才，而只有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才有？或者国家官僚系统太烂，因此国防部连自家人都无法信赖（担心可能会落得如布城政府大楼般下场，航行至中途因水管破裂而下沉），只能把这项重大的任务外包给私人公司处理？

无论如何，购买和管理军事器材本是国防部的基本功能，国防部应该具备能力和足够的专才来监督潜水艇工程。既然国防部都能直接和法国以及西班牙公司接洽购买潜水艇，理应也有能力处理后续工作。况且，一些工作如协调培训计划和确保大马公司参与建造工程更是基本的简单工作。如果连这些简单工作都无法处置妥当而需要外包，那我们怎么还能冀望国防部在外敌入侵时捍卫国家呢？除非能提出一些特殊理由，如潜水艇牵涉一些极为先进和特别的专才，而国防部所培训的人才无法应付，只有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才有，国防部才能拥有非此不可的理由来聘请私人公司来协助监督潜水艇建造工作。但是，国防部目前的澄清却没有谈到这点。因此，国防部必须提出更详细的特殊理由来捍卫它的决定。就算如此，将培训计划的协调工作外包怎样都站不住脚。

对于第二点，虽然国防部有提供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辅助和协调服务内容，却没有提供各项项目的详细费用，因此无从准确知道该公司所赚取的利润。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所享有的盈利可以是高达9千万欧元（4亿2千万令吉），也可以是2千万欧元（9千3百万令吉）。国防部一日没有提供详细费用和盈利，只会让人存有想象空间。这些费用和利润究竟在5亿3千万令吉究占有多大比率，最终将决定此交易的合理性。如果是前者，就算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提供多少服务，只会让人认为这又是国阵朋党的快速致富管道，毕竟在目前经济状况之下应该没有生意能赚取高达78%的盈利。此外，国防部也必须解释通过外包协调和辅助服务，究竟能为国库省下多少钱。如果由国防部自己处理无须付出如此高的款项，在国家连卫生服务都无法承担而需私营化的情况之下，能省自然是好事。

国防部付给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如此高的款项，其问题关键并非在于它是佣金与否。毕竟，为了掩饰交易的真相，许多商人或政府官员都可以通过组合不同的配套或合约内容，或巧立名目以混水摸鱼。其问题关键在于交易的合理性。国防部到现在还无法给予非需Perimaker私人有限公司服务不可的理由，也无法让公民知道他们所付出的税赋是否物有所值，公民岂能让国防部就此打发。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

表面清廉功夫也懒得去做了

司法界有个概念——“正义不但应该被伸张，并且必须看起来被伸张”。会计师公会同样也规定其会员必须保持独立，而且也必须看起来是独立。一个体制的崇高价值必须在实质上被维护，而且也必须让大众看到被维护，才能真正建立起公信力，否则就只会在质疑声浪中难以度日。因此，这些专业团体或领域才会强调实质和表面功夫并重。

政治人物也是仰赖公信力维持的工作。如果不具公信力，民众则难以委托权力于他，唯有回家种番薯，否则就每天得在在野党和社会的严厉监督和质疑中过活。政治人物要建立起公信力，则必须辨清公私，慎用权力为民造福，而非为己牟利。

过去弊案的揭发已公开了许多政坛内的丑习，让人见识了政坛的黑暗运作。很多政客不理公私，滥用权力来为己牟利。他们私卖政府拥有的股票和土地、分配股权和工程于朋党、收取回扣，用尽一切可以赚钱的方法捞钱。一些政治人物如卡西达也被带上法庭面对贪污控状。这是实质上是否清廉的问题。

就算是一名清官，政治人物还是会怕人们指他是一名贪官，因为这意味他的名誉已被沾污，得在质疑和争议中度日，抵挡不住时就得回家种番薯。这是看起来是否清廉的问题。然而，现在的政治人物似乎连表面的清廉和反贪功夫也懒得去做。

就以马接补选为例，赖明忠作为马华候选人应该清楚自己只能利用私人和政党资源来进行竞选活动，而不能动用公共资源，因为没有人民没有义务为他付账。在提名日过后，赖明忠却明目张胆带领首席部长助理观察失修房子并宣布拨款，丝毫不懂得避忌。

除此之外，马接补选和接着进行的依约补选也见国阵公然动用公款为旗下候选人助选。国阵政府在马接投入六百万令吉，接着在依约更投下多6倍的三千六百万令吉。数十年未见的发展在短短九天内都迅速完成。马六甲首席部长阿里鲁斯丹更公然宣称国阵败选则马接翁武新村的地契都无法获得更新。

反贪污局总监祖基菲里也是一例。祖基菲里虽然面对贪污渎职指控，却依然继续担任总监直到任期届满为止。一个贪污渎职指控缠身的人，统领一个国家的反贪工作，怎么会让社会和外国信服马来西亚的廉洁呢？他的上司首相阿都拉却无意将其停职接受调查，让他任职至期满。

这几年来贪污情况未能减轻，甚至连表面功夫都缺欠，证明了现有的政府缺乏了反贪的决心。政治人物越来越明目张胆，其实也正冲击社会的道德防线。当政治人物可以如此不避忌的滥用权力时，我们又要如何教导下一代要清廉、要公私分明？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5月7日（星期一）

丢了数百亿阿公钱 只拿回3600万糖果

政府不是公共资源的主人。这些资源，有些是源自于马来西亚广大的土地，有些是人民通过税务交给政府，都是人民通过宪法和选票委托政府管理。因此，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最终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然而，现有的马来西亚执政党在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方面，有很多不干净、为己牟利、违反公共利益之处，但是只有少数人会真正重视政府是如何使用这些钱。

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方面其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拯救或赔款给朋党公司。首相署副部长阿都拉曼在2006年12月提供的国会报告就可以让我们有些现象空间究竟有多少公共资源这样外流出去。该报告里面表示过去5年政府总共花费110亿2千2百万令吉拯救7项私营化计划，其中包括了耗费44亿8千6百万令吉的布特拉轻快铁，32亿5千6百万令吉的实达（STAR）轻快铁，以及28亿2百万令吉的马航。再加上其它不再这个报告里面的许多拯救朋党公司行动和已赔偿给大道公司的385亿令吉，多年来如此流出去的公共资源可能高达千亿令吉。其他国库通党库、用国家资源来稳固选票或者为自己享乐之用之事，以及贪污滥权事件更是不计其数。

国阵政府胡乱动用公共资源，也对关系未来国力的领域和基本设备的政府拨款造成了挤压效应。虽然政府宣称国家经济正处于“美好时刻”，但是这些重要拨款却面对逐年下降或不足的窘境。在第九大马计划之下，许多关键部门的拨款都面临减少，其中关系未来人力竞争力的教育领域就从377亿令吉下降至330亿令吉，而为人诟病急需重整的交通的主管部门只有82亿令吉，少于第八大马计划的97亿令吉。在未来数年，政府更将推行关乎全民利益的医疗私营化计划。众多理由中，其中一个就是政府无法承担急速升高的医疗成本。如果没有上述的赔偿或资源滥用，这些关键领域将能获得更多或足够的拨款，以造福社会及提升国力，而无需人民承担更多的压力。然而，更多的费用目前已由人民自己来承担了。

虽然如此，许多人民却是很少关心和动怒。主流媒体一般上对这些事件保持沉默。社会虽然偶有怨言，却少有采取行动追究滥用公款的政治人物或展示不满。虽然掌权五十年中屡传不当使用公共资源，国阵政府，或至少其政客却从来不曾因为这些事件而下台。甭提查卡利亚，虽然他因牵涉许多贪污滥权之事而无法连任市议员，但最终仍保住最重要的州议员位子。滥用公共资源似乎已成为社会大众默许政客所做之事。鲁斯丹沙尼刊登在东方日报的《对国耻毫无义愤》就这么写道：“但我认为，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是：既然察觉到我们这社会中贪污猖獗，而且据国会和大企业里的大人物的说法，贪污也在侵蚀我们的社会机体，何以我们对贪污这种事情仍然没有不齿获义愤的感受……我们既然对检查越轨性关系和行为如此关切，何以对贪污问题有如此容忍和松懈？难道说在我们的道德防卫秩序，性事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况且，这件事还关乎我们的钱包和利益。

政府滥用公共资源对社会还造成了一个极为畸形的现象，即人民不顾一切掠取剩余的公共资源。由于政府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已先满足自身、政党和朋党的利益，最后残余的公共资源不足于满足人民的需求。人民为了能获得应享得或自认应享的公共资源，就只能自己顾自己，而无法衡量社会各种需求地抢先占有这些公共资源，并以政府的行为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种心态可以从补选选民和高等教育基金贷款者身上发现。

地方上的公共设备原应定期维修和提升，然而在政府腐败迟缓的行动下，往往呼唤十年都无人理睬。然而，补选中的选区里的各种要求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此，许多人莫不希望自己的议员有任何不测使到选区问题能获得解决。没有人能入纳吉所反问的“使人逝世”，但国阵唯有补选才花钱的模式使人不得有此希望。同样的，基于不同理由（如认为自己长期受到二等公民等待或政府高官都贪污），高等教育基金贷款者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获得政府协助深造，因此许多人漠视家庭仍能承担教育费以及还有其他更需要贷款的人士的事实，都申请贷款并将其视为附加的生活花费，不少更是拒绝付还贷款或尽量拖延。备受扭曲的环境才会产生畸形的观念。

每个人都会说这是“阿公”的钱。如果人民只是着眼于自己能获得分配多少拨款，而没有去理会整体上它是如何被分配和使用，它将不会永远是“阿公”的钱。关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人民不应该只是保持沉默，反而应积极关心和要求更大的透明度，并以行动抗议和惩罚滥用公款的政治人物和政府，才能确保公共资源为民所有，为民所享。否则，人民就得丢了数百亿令吉，才能拿回了三千六百万令吉的糖果。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

博华注册版的《"移门迁柱"的办事学问》

上一期所提及的SHIFTING THE GOAL POST，若以中文直译，意即：迁移球门柱子，可会让看官们丈八金刚摸不头脑。倘若取其含义并凭想像将它演绎一番，则上一期的“移门就球”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其中一种伎俩。

按足球游戏的普世规则，有攻必有守。你既然会妙想天开在对方球门前叩关，为要进球，却不惜自欺欺人来个“移门就球”；自然也会延伸联想到对方叩关射球时，为保不失，干脆也把己方的球门移形换位，来个活脱脱的“移门拒球”。

这两种隐喻状况在博大华文学会（博华）争取活动空间的过程中俯拾皆是。君不见高教部和大学拒绝博华注册，先指博华乃单一种族组织无权注册，旋即在受压下却否认曾指示单一语文、文化、种族组织不可在大专内成立，并答应考虑设定指南，可偏偏就是以官僚程序百般拖延不要让博华注册。这些高教部和大学里应被冠上“小拿破仑”代号的大官，几经折腾，到最后才官腔十足的公告天下谓：允许大学成立马来文化学会、华人文化学会及印度文化学会，并规定这些学会必须公开给所有种族的大学生参与。

正当普罗民众的眼光都齐盯在所谓的“允许单一文化学会成立”这一节时，头脑不清者很容易就会被矇过去，一如面对“移门就球”的一幕，我们只看到球儿破网而入的刹那镜头，却没留意移动球门的动作。

因此可笑的地方层出不穷。信手拈来：高教部长幕斯达法宣布允许成立单一文化学会成立后，名不见经传并由亲校方学生组成的博大中华文化学会就获得批准成立，而争取十七年的博华要获得注册却仍然遥遥无期。高教副部长翁诗杰更有博大新成立的中华文化学会是当初坚持的结果，谁是该学会的主席根本不是重点之话云云。可他就不说争取的结果为何不是博华成立或何时博华将被允许成立。检其言、审其意，自不难发现其荒诞的程度，并不亚于“移门就球”的遐思狂想。

（下删111个字）

与这同出一辙、相映成趣的“移门拒球”，对争取博华注册的大专生们来说，更使惯象常态。每次到大学和高教部争取博华注册，准不会一次性给以解决，与人方便。撇开繁琐的规则书信需要了解填写不谈，光只是学生登门求见，次数之多、程序之烦、门槛之高，已足以令你咋舌。若学生有幸久候蒙召之后，非但问题未获解决，反而是新的程序需求接踵而来，或是一样的官腔回答。所谓的作业程序，学生是一介升斗小民，自是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反正学生犯在一些以整人为乐的“小拿破仑”手里，他当然不会让你轻松如意地一次性把事办完，否则难于显出官威，同时也让一般学生以为事情好生易办，不懂得憐恤为官之苦。

际此廉（？）政当道之时，我们当然不宜以草民的小人之心来臆度“小拿破仑”们的君子之腹，以为他们每次设置新的障碍，所图的必是索贿无疑。然而关乎他们的作业方式，诚然与“移门拒球”的搞怪心态并无二致。反正他就是存心立意不让学生成功得逞，非要把学生折腾得死去活来不可。不是芝麻的大官心存此念，学生又焉能不叫苦连天？。

（按：本文改编自翁诗杰刊登于2007年4月15日《星洲广场》专栏《政海独白》的《“移门迁柱”的办事学问》，红字部分为改编部分。）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

高教部骑劫华文学会

高教部长幕斯达法星期一于国会宣布允许大学成立各种族的文化学会，其后续发展愈发显示高教部背后不可告人的意图。同样的高教部长曾在几个月前宣布单一种族、语文、文化学会不得在大学成立，才会有随后博大华文学会申请注册被拒，各大专华文学会展开运动向高教部施压。

针对文化学会是否会取代现有的语文学会，他就抛下耐人寻味的答案，“我们鼓励成立文化学会，并会在近期将有关指南呈交给各大学。隔日，博大即火速批准成立中华文化学会，而当初开始施压争取注册的博大华文学会却被校方置之不理。其他大学也表示将讨论是否需要分开华文学会和文化学会。

这分明就是隆华堂和隆雪广肇会馆在大学内的再版。现有的华文学会本来就以推广华语和中华文化为己任。以马大华文学会为例，其存在价值即是“通过华族文化精华，改善社会”，而它旗下小组包括相声组和文化组。这究竟和所谓的“中华文化学会”有什么分别？因此，幕斯达法所谓“文化学会本来就涵盖语文的部分，因此高教部认为成立文化学会可建立一个可容纳更多元素的大伞”根本就是企图在混淆民众，让人以为华文学会只是一个教华文的组织，而不是也搞中华文化的组织。

至于高教副部长翁诗杰云“如果坚持成立单一的语文学会，这就如同将会员困在一个狭窄框框里”，只是生硬的将华文和中华文化分割。不以华文为名，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学会就能以多种语言进行。文化和语文是连身婴，不少华族文化如相声、诗词都需以华文来赏析和进行，岂是说割就割。以华文为名，也不意味着华文学会永远就只有一个种族来参加。各大专华文学会的华文班就承担着引领着非华文圈的学生进入中华文化世界。

华文学会和中华文化学会根本就是一样的组织，一个校园是否需要如此多的以推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学会吗？因此，这不关“以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学会的成立”，也不关“大马大学校园内，文化百花齐放的景象”。这分明就是高教部以中华文化学会来骑劫华文学会，企图在校园华文（华族文化）活动圈内制造更多混乱，并确保学生继续分化。首当其冲的是博大华文学会，其会员在十七年来辛辛苦苦的组织、争取和举办活动的努力，在一夕间就被突然冒现的博大中华文化学会给骑劫了。其他存在已久的大专华文学会也一样面临被骑劫的风险。

为什么高教部要骑劫华文学会呢？原因很简单，主要大专华文学会都积极关心和批判社会和校园事务，这次博大华文学会更给高教部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高教部和校方想另起炉灶，扶持一批不会“闹事”的大学生。大专生和社会应该严厉拒绝此骑劫歪风。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4月14日（星期六）

其他关于博华注册事件的报道、评论或意见：
疑高教部藉文化学会分化学生 大专华文学会担心地位受边缘 当今大马
四大专促高教部公布注册准则 反对以文化学会取代华文学会 当今大马
成立中华学会却不准博华注册 博大校方高教部被批双重标准 当今大马
高教部准大学设各族文化学会 动力青年：那么语文学会呢？ 独立新闻在线
阻博华注册太可笑 杨白杨
博大华文学会与种族团结 郑文泉
不就是一个语文学会 彭雪琴
狸猫换太子！ 管慧欣
谁不长进？ 章瑛
整和资源推广华文 魏家祥
博大华文学会部落格

“不分种族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神话

虽然国家经济议程一直以来都号称“不分种族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然而现实却已经不是如此了。最明显已被遗忘的，就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

自70年代新经济政策推行以来，政治人物每次在演说中谈起财富分配的问题都乐此不疲重复这句话，几乎成了自然开场白的地步。然而，政治人物接着谈的却不是贫富差距，而是种族间的财富差距。国家元首为新一季国会会议所发表施政御词即是一例。

据《星洲日报》于3月19日上载的报道，“国家元首端姑米占再纳阿比丁表示政府将确保土著对华裔的薪金比例于2010年达到1对1.5，以减低种族之间收入不平衡的现象。陛下说，土著对印裔的薪金比例将于2010年减至1对1.15。“政府应继续不分种族的消除贫穷率，重组社会并消除以经济领域区分种族的现象。”国家元首……表示希望国民贫穷率可在2010年全面减低，已达到第九大马计划设下的目标。”演说中强调的是种族之间的薪金差距，相对而言消除贫穷就在“希望国民贫穷率可在2010年全面减低”字行间显得轻描淡写。

来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早已懂得种族的贫富不是绝对，不因为你是马来人，就是穷人；也不因为你是华人，就是富人。各族群里面有身价亿万令吉的富翁，也有三餐难得温饱的穷户，而贫富之间的距离正日益扩大。数据已经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了。马来西亚整体的基尼指数（衡量收入差距）已从1999年的0.452上升至2004年的0.462，土著则是由0.433提高至0.452，华裔则是0.434上升至0.446，而印裔则是0.413提高至0.425。

正如林德宜博士在一场讲座所说的，在马来西亚，阶级间的问题已被模糊成为了种族间的问题。自70年代以来，贫穷和土著已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之下挂钩。所谓的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其实只是在马来社群的扶贫努力。所有成立的政府机构如玛拉，都是以土著作为扶助对象。穷困的非马来社群只能徘徊在政策边缘自力求存，犹以印裔社群的命运最为可怜。“不分种族”就是一个神话。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私营化政策的推行，新经济政策早已变成图利朋党，让富者更富的政策。股权、政府工程和国营产业的分配和转让成为了经济政策的主菜。所谓的30%土著股权目标，更是合法化了朋党之间的股权分帐。贫困的马来人成了政治人物掠取自身利益的好理由。政府政策是否真的能扶贫，倒已经没有多少政治人物会去在乎。“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到这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神话。

关于“社会重组”，佐摩在16年前的著作《Masyarakat Malaysia》就说“社会重组的最终目标其实并不是重组社会经济结构，而只是重组现有社会结构的种族所得”。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后半句应改成“而只是重组现有社会结构的朋党所得”。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3月31日（星期六）

矛盾的雇员公积金局

雇员公积金局收购兴业银行引起争议，除了因为该局身为全国人民退休基金的管理单位，理应通过多元化投资降低风险，追求合理回酬之外，也因为该局拥有无法良好经营金融机构的纪录。其子公司马屋业在2002年就累计高达62%的呆账，而此前六年更连续6年蒙受严重亏损。

雇员公积金局首席执行员阿兹兰再诺日前接受《星报》的专访，非但无法为该收购案释疑，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忧虑。阿兹兰在访问中强调公积金局并非处在并购生意当中，而只是从单纯的投资角度看待该收购案，目的是保护公积金局在拉昔胡申集团的投资。

然而明显的，该收购案并非如他所说般只是单纯的投资活动。投资活动和并购活动最大的分别在于控制权。前者是购买其他公司的小量股权，以参与该公司的经营来获取长期回酬，而后者是投入大笔资金购买大多数股权，通过控制其他公司的经营权来获取回酬。在完成收购后，公积金局最终将控制拉昔胡申公司的62%股权，已经实质控制拉昔胡申集团

虽然公积金局在私有化拉昔胡申后将减少持有兴业资本至35%到40%左右，然而这并不意味他们将丧失对兴业银行的控制权。据公积金局的计划，所减持的股权将售卖给一个策略伙伴。该策略伙伴必然不是路人甲乙丙丁，而是一个和公积金具有经营共识的企业或个人。在该策略伙伴的协助下，公积金局仍将有效控制兴业银行。因此，公积金局这项收购已经不能只是从单纯的投资角度看待，它牵涉着许多并购后必然会面对的结果和决定，包括如何使用并购后所获得的控制权。拉昔胡申集团未来是兴或亡，公积金局已承担最终的责任。

该收购案既已明显是一项并购活动，那么公积金局未来在兴业银行所选择扮演的角色更是匪夷所思。他在该专访中表示，公积金局在未来不会干涉兴业银行的运作，而将会集中在企业监管、风险管理与扮演监督的角色。这明显已混淆了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应扮演的角色。既然已选择控制拉昔胡申，公积金局就应善用控制权，积极参与兴业银行的运作，详细进行研究并设定新策略和安排新人事，以刺激业务并赚取更高的回酬。

若只想监督兴业银行的运作，公积金局现在在拉昔胡申所拥有的股权和董事部代表已足以行使这项功能。该局所派出的两名非执行董事，阿兹兰本身和佐哈里都是银行业出身，理应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董事会直接监督该集团的决策。再加上拉昔胡申身为上市公司，必须公开公司业务状况讯息，而公积金局作为有显著股权的股东，亦能影响重大决策和董事局组合。就算是为了保住拉昔胡申集团的投资和影响力，公积金局仍然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影响力和潜在的收购者谈判，而无须动用一百亿令吉购买了控制权，却告诉我们不想介入经营。

维持现有管理层的决定也是令人费解。并购活动能制造更大的商业效益，其中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并购者可以替换表现不佳的管理层，输入新血带进新视野、新作风、新策略，以此带动业务重新发展。拉昔胡申集团近年表现差劲，在第一银行集团收购后也未能扭转颓势，累积亏损在2005年已达20亿令吉。虽然该集团在2005年有5千6百万令吉盈余，但根据最新财务季报，该集团在2006年将重新面临1.2亿令吉的亏损。如此成绩显示整个集团特别是作为旗舰之首的兴业银行的管理层极需重整，阿兹兰却仍然能称赞他们表现出色。

公积金局逾越了退休基金的本位涉入并购活动，却在控制了拉昔胡申集团后又想守住单纯投资者的角色。如此矛盾定位和思维怎能不让人担心辛苦工作存在公积金局的养老金呢！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