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数百亿阿公钱 只拿回3600万糖果

政府不是公共资源的主人。这些资源，有些是源自于马来西亚广大的土地，有些是人民通过税务交给政府，都是人民通过宪法和选票委托政府管理。因此，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最终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然而，现有的马来西亚执政党在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方面，有很多不干净、为己牟利、违反公共利益之处，但是只有少数人会真正重视政府是如何使用这些钱。

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方面其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拯救或赔款给朋党公司。首相署副部长阿都拉曼在2006年12月提供的国会报告就可以让我们有些现象空间究竟有多少公共资源这样外流出去。该报告里面表示过去5年政府总共花费110亿2千2百万令吉拯救7项私营化计划，其中包括了耗费44亿8千6百万令吉的布特拉轻快铁，32亿5千6百万令吉的实达（STAR）轻快铁，以及28亿2百万令吉的马航。再加上其它不再这个报告里面的许多拯救朋党公司行动和已赔偿给大道公司的385亿令吉，多年来如此流出去的公共资源可能高达千亿令吉。其他国库通党库、用国家资源来稳固选票或者为自己享乐之用之事，以及贪污滥权事件更是不计其数。

国阵政府胡乱动用公共资源，也对关系未来国力的领域和基本设备的政府拨款造成了挤压效应。虽然政府宣称国家经济正处于“美好时刻”，但是这些重要拨款却面对逐年下降或不足的窘境。在第九大马计划之下，许多关键部门的拨款都面临减少，其中关系未来人力竞争力的教育领域就从377亿令吉下降至330亿令吉，而为人诟病急需重整的交通的主管部门只有82亿令吉，少于第八大马计划的97亿令吉。在未来数年，政府更将推行关乎全民利益的医疗私营化计划。众多理由中，其中一个就是政府无法承担急速升高的医疗成本。如果没有上述的赔偿或资源滥用，这些关键领域将能获得更多或足够的拨款，以造福社会及提升国力，而无需人民承担更多的压力。然而，更多的费用目前已由人民自己来承担了。

虽然如此，许多人民却是很少关心和动怒。主流媒体一般上对这些事件保持沉默。社会虽然偶有怨言，却少有采取行动追究滥用公款的政治人物或展示不满。虽然掌权五十年中屡传不当使用公共资源，国阵政府，或至少其政客却从来不曾因为这些事件而下台。甭提查卡利亚，虽然他因牵涉许多贪污滥权之事而无法连任市议员，但最终仍保住最重要的州议员位子。滥用公共资源似乎已成为社会大众默许政客所做之事。鲁斯丹沙尼刊登在东方日报的《对国耻毫无义愤》就这么写道：“但我认为，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是：既然察觉到我们这社会中贪污猖獗，而且据国会和大企业里的大人物的说法，贪污也在侵蚀我们的社会机体，何以我们对贪污这种事情仍然没有不齿获义愤的感受……我们既然对检查越轨性关系和行为如此关切，何以对贪污问题有如此容忍和松懈？难道说在我们的道德防卫秩序，性事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况且，这件事还关乎我们的钱包和利益。

政府滥用公共资源对社会还造成了一个极为畸形的现象，即人民不顾一切掠取剩余的公共资源。由于政府分配和使用公共资源已先满足自身、政党和朋党的利益，最后残余的公共资源不足于满足人民的需求。人民为了能获得应享得或自认应享的公共资源，就只能自己顾自己，而无法衡量社会各种需求地抢先占有这些公共资源，并以政府的行为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种心态可以从补选选民和高等教育基金贷款者身上发现。

地方上的公共设备原应定期维修和提升，然而在政府腐败迟缓的行动下，往往呼唤十年都无人理睬。然而，补选中的选区里的各种要求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此，许多人莫不希望自己的议员有任何不测使到选区问题能获得解决。没有人能入纳吉所反问的“使人逝世”，但国阵唯有补选才花钱的模式使人不得有此希望。同样的，基于不同理由（如认为自己长期受到二等公民等待或政府高官都贪污），高等教育基金贷款者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获得政府协助深造，因此许多人漠视家庭仍能承担教育费以及还有其他更需要贷款的人士的事实，都申请贷款并将其视为附加的生活花费，不少更是拒绝付还贷款或尽量拖延。备受扭曲的环境才会产生畸形的观念。

每个人都会说这是“阿公”的钱。如果人民只是着眼于自己能获得分配多少拨款，而没有去理会整体上它是如何被分配和使用，它将不会永远是“阿公”的钱。关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人民不应该只是保持沉默，反而应积极关心和要求更大的透明度，并以行动抗议和惩罚滥用公款的政治人物和政府，才能确保公共资源为民所有，为民所享。否则，人民就得丢了数百亿令吉，才能拿回了三千六百万令吉的糖果。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

今天是世界书香日

每年4月23日是世界书香日。这是书的节日，旨在呼唤世人对阅读的热情和兴趣。唯有透过阅读，人类才能自省反思，打开通往智慧的大门，并将知识实践于社会和生活上，改变社会和人生。

世界书香日和西方文学传统有深长的渊源。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生于1564年4月23日，并巧合的死于1616年4月23日。在同一天，另一名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也离开人世。

这一天也是西班牙的“圣乔治屠龙纪念日”，源自中世纪的加泰隆尼亚。据传，勇士圣乔治屠龙救了公主，并将龙血化成的红玫瑰送给公主。作为回赠，公主赠送了书册于勇士，象征知识与力量。因此，每年的4月23日，买书者都将获赠玫瑰，而这项传统也在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于1995年宣布的“世界书籍及版权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也被承续下来。

一本好书的价钱，少过上阁屋的日式自由餐（晚餐配套一人RM88），也少过名牌店里的衣服。食物进肚，明天就会回归自然。衣服穿了一段时间，也会因为破旧或outdated，而被丢弃。唯有好书里的智慧或知识，终身受惠。

今天就到书局买一本书，坐下来静静阅读。。。

博华注册版的《"移门迁柱"的办事学问》

上一期所提及的SHIFTING THE GOAL POST，若以中文直译，意即：迁移球门柱子，可会让看官们丈八金刚摸不头脑。倘若取其含义并凭想像将它演绎一番，则上一期的“移门就球”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其中一种伎俩。

按足球游戏的普世规则，有攻必有守。你既然会妙想天开在对方球门前叩关，为要进球，却不惜自欺欺人来个“移门就球”；自然也会延伸联想到对方叩关射球时，为保不失，干脆也把己方的球门移形换位，来个活脱脱的“移门拒球”。

这两种隐喻状况在博大华文学会（博华）争取活动空间的过程中俯拾皆是。君不见高教部和大学拒绝博华注册，先指博华乃单一种族组织无权注册，旋即在受压下却否认曾指示单一语文、文化、种族组织不可在大专内成立，并答应考虑设定指南，可偏偏就是以官僚程序百般拖延不要让博华注册。这些高教部和大学里应被冠上“小拿破仑”代号的大官，几经折腾，到最后才官腔十足的公告天下谓：允许大学成立马来文化学会、华人文化学会及印度文化学会，并规定这些学会必须公开给所有种族的大学生参与。

正当普罗民众的眼光都齐盯在所谓的“允许单一文化学会成立”这一节时，头脑不清者很容易就会被矇过去，一如面对“移门就球”的一幕，我们只看到球儿破网而入的刹那镜头，却没留意移动球门的动作。

因此可笑的地方层出不穷。信手拈来：高教部长幕斯达法宣布允许成立单一文化学会成立后，名不见经传并由亲校方学生组成的博大中华文化学会就获得批准成立，而争取十七年的博华要获得注册却仍然遥遥无期。高教副部长翁诗杰更有博大新成立的中华文化学会是当初坚持的结果，谁是该学会的主席根本不是重点之话云云。可他就不说争取的结果为何不是博华成立或何时博华将被允许成立。检其言、审其意，自不难发现其荒诞的程度，并不亚于“移门就球”的遐思狂想。

（下删111个字）

与这同出一辙、相映成趣的“移门拒球”，对争取博华注册的大专生们来说，更使惯象常态。每次到大学和高教部争取博华注册，准不会一次性给以解决，与人方便。撇开繁琐的规则书信需要了解填写不谈，光只是学生登门求见，次数之多、程序之烦、门槛之高，已足以令你咋舌。若学生有幸久候蒙召之后，非但问题未获解决，反而是新的程序需求接踵而来，或是一样的官腔回答。所谓的作业程序，学生是一介升斗小民，自是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反正学生犯在一些以整人为乐的“小拿破仑”手里，他当然不会让你轻松如意地一次性把事办完，否则难于显出官威，同时也让一般学生以为事情好生易办，不懂得憐恤为官之苦。

际此廉（？）政当道之时，我们当然不宜以草民的小人之心来臆度“小拿破仑”们的君子之腹，以为他们每次设置新的障碍，所图的必是索贿无疑。然而关乎他们的作业方式，诚然与“移门拒球”的搞怪心态并无二致。反正他就是存心立意不让学生成功得逞，非要把学生折腾得死去活来不可。不是芝麻的大官心存此念，学生又焉能不叫苦连天？。

（按：本文改编自翁诗杰刊登于2007年4月15日《星洲广场》专栏《政海独白》的《“移门迁柱”的办事学问》，红字部分为改编部分。）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

高教部骑劫华文学会

高教部长幕斯达法星期一于国会宣布允许大学成立各种族的文化学会，其后续发展愈发显示高教部背后不可告人的意图。同样的高教部长曾在几个月前宣布单一种族、语文、文化学会不得在大学成立，才会有随后博大华文学会申请注册被拒，各大专华文学会展开运动向高教部施压。

针对文化学会是否会取代现有的语文学会，他就抛下耐人寻味的答案，“我们鼓励成立文化学会，并会在近期将有关指南呈交给各大学。隔日，博大即火速批准成立中华文化学会，而当初开始施压争取注册的博大华文学会却被校方置之不理。其他大学也表示将讨论是否需要分开华文学会和文化学会。

这分明就是隆华堂和隆雪广肇会馆在大学内的再版。现有的华文学会本来就以推广华语和中华文化为己任。以马大华文学会为例，其存在价值即是“通过华族文化精华，改善社会”，而它旗下小组包括相声组和文化组。这究竟和所谓的“中华文化学会”有什么分别？因此，幕斯达法所谓“文化学会本来就涵盖语文的部分，因此高教部认为成立文化学会可建立一个可容纳更多元素的大伞”根本就是企图在混淆民众，让人以为华文学会只是一个教华文的组织，而不是也搞中华文化的组织。

至于高教副部长翁诗杰云“如果坚持成立单一的语文学会，这就如同将会员困在一个狭窄框框里”，只是生硬的将华文和中华文化分割。不以华文为名，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学会就能以多种语言进行。文化和语文是连身婴，不少华族文化如相声、诗词都需以华文来赏析和进行，岂是说割就割。以华文为名，也不意味着华文学会永远就只有一个种族来参加。各大专华文学会的华文班就承担着引领着非华文圈的学生进入中华文化世界。

华文学会和中华文化学会根本就是一样的组织，一个校园是否需要如此多的以推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学会吗？因此，这不关“以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学会的成立”，也不关“大马大学校园内，文化百花齐放的景象”。这分明就是高教部以中华文化学会来骑劫华文学会，企图在校园华文（华族文化）活动圈内制造更多混乱，并确保学生继续分化。首当其冲的是博大华文学会，其会员在十七年来辛辛苦苦的组织、争取和举办活动的努力，在一夕间就被突然冒现的博大中华文化学会给骑劫了。其他存在已久的大专华文学会也一样面临被骑劫的风险。

为什么高教部要骑劫华文学会呢？原因很简单，主要大专华文学会都积极关心和批判社会和校园事务，这次博大华文学会更给高教部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高教部和校方想另起炉灶，扶持一批不会“闹事”的大学生。大专生和社会应该严厉拒绝此骑劫歪风。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4月1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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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种族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的神话

虽然国家经济议程一直以来都号称“不分种族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然而现实却已经不是如此了。最明显已被遗忘的，就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

自70年代新经济政策推行以来，政治人物每次在演说中谈起财富分配的问题都乐此不疲重复这句话，几乎成了自然开场白的地步。然而，政治人物接着谈的却不是贫富差距，而是种族间的财富差距。国家元首为新一季国会会议所发表施政御词即是一例。

据《星洲日报》于3月19日上载的报道，“国家元首端姑米占再纳阿比丁表示政府将确保土著对华裔的薪金比例于2010年达到1对1.5，以减低种族之间收入不平衡的现象。陛下说，土著对印裔的薪金比例将于2010年减至1对1.15。“政府应继续不分种族的消除贫穷率，重组社会并消除以经济领域区分种族的现象。”国家元首……表示希望国民贫穷率可在2010年全面减低，已达到第九大马计划设下的目标。”演说中强调的是种族之间的薪金差距，相对而言消除贫穷就在“希望国民贫穷率可在2010年全面减低”字行间显得轻描淡写。

来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早已懂得种族的贫富不是绝对，不因为你是马来人，就是穷人；也不因为你是华人，就是富人。各族群里面有身价亿万令吉的富翁，也有三餐难得温饱的穷户，而贫富之间的距离正日益扩大。数据已经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了。马来西亚整体的基尼指数（衡量收入差距）已从1999年的0.452上升至2004年的0.462，土著则是由0.433提高至0.452，华裔则是0.434上升至0.446，而印裔则是0.413提高至0.425。

正如林德宜博士在一场讲座所说的，在马来西亚，阶级间的问题已被模糊成为了种族间的问题。自70年代以来，贫穷和土著已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之下挂钩。所谓的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其实只是在马来社群的扶贫努力。所有成立的政府机构如玛拉，都是以土著作为扶助对象。穷困的非马来社群只能徘徊在政策边缘自力求存，犹以印裔社群的命运最为可怜。“不分种族”就是一个神话。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私营化政策的推行，新经济政策早已变成图利朋党，让富者更富的政策。股权、政府工程和国营产业的分配和转让成为了经济政策的主菜。所谓的30%土著股权目标，更是合法化了朋党之间的股权分帐。贫困的马来人成了政治人物掠取自身利益的好理由。政府政策是否真的能扶贫，倒已经没有多少政治人物会去在乎。“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到这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神话。

关于“社会重组”，佐摩在16年前的著作《Masyarakat Malaysia》就说“社会重组的最终目标其实并不是重组社会经济结构，而只是重组现有社会结构的种族所得”。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后半句应改成“而只是重组现有社会结构的朋党所得”。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3月31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