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热情难敌经济理性

此稿是为我于星洲日报的专栏《文明益进》所写，照专栏排期而定应于2006年10月31日（星期二）刊登，目前已被星洲日报退稿。

王德齐

文化热情难敌经济理性

中文报馆除了承载着传达华社心声、启迪民智、发扬中华文化的社会角色，也是受到市场力量规范和政府条规影响的商业团体。因此，在看待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一事，除了聆听张晓卿针对中文报业未来所表达的文化热情和使命感之外，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合理的经济理性来作出评析。

商业团体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股东赚取利益，而它的运作围绕此目的而展开。投资家在作出投资决定时，也一样需要以未来可能赚取的利润作为衡量标准。就算商业团体和投资家意识到本身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商业团体的运作也需没有面对任何亏损或拥有最低的盈利来作出未来的扩张，才能永续经营下去。因此，一项生意如果在未来不可能回本，任何投资家都不可能做出投资，除非他有点石成金的能力。

因此，一些人士认为张晓卿续复办的星洲日报和濒临关闭的光明日报之后，再次不计万难拯救面临亏损的南洋报业集团是捍卫华人报业的伟大举动，可说是过度吹捧之举。毕竟，张晓卿作为一名商人，他的经济理性和他在报业多年所累积的经验不可能允许他收购一家毫无救望的报业公司。既然他能接手南洋报业，必然也有足够的信心和详细的计划去使南洋报业重回正轨和获得盈利。

同样的，在评估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对华社的影响，也一样必须从经济理性来探讨。虽然张晓卿认为收购南洋报业将能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全力维护华人读者应有的权益，替他们立言请命，然而我们依然必须考量现有政经架构和他本身的经济利益是否会限制他发挥一番豪情壮志。

所有报章都受到出版及印刷法令管制，每年都必须更新执照，而政府也有权下令停刊。因此，当报章在做出任何违反政府利益的报道时，都可能面临停刊导致报馆倒闭，使到报业老板损失惨重。这可从当年茅草行动里三家报馆所面临的命运获得证明。因此，在经济理性考量的自然运作，报馆自然得小心翼翼处理新闻。

收购南洋报业后，张晓卿旗下的报纸并不一定更能为华社勇敢揭发真相。目前，张晓卿拥有四间最大的中文报章，意味着华社把更多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张晓卿也一样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面临政治人物或国家机制的施压。张晓卿将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毕竟他更需考量自己的钱包和四家报馆旗下千万人的饭碗。

此外，张晓卿的私人经济利益是否能和华社利益长久同轨，也是我们不得回避的问题。如果其他华商在生意上和张晓卿进行竞争的话，张晓卿是否能海量容纳他们利用四家报章进行宣传，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集结起来的读者和广告客户的议价能力，是否能和拥有八十巴仙市场占有率的媒体集团的议价能力相比，也是一个需从经济原理探讨的议题。

文化热情和理念可以说得漂亮，但是在经济理性之下却不一定有合理的运作基础。

马华已是冤大头

曾几何时，马华公会是一个在联盟能和巫统平起平坐的政党，甚至连当时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都愿意千里迢迢前往陈祯禄位于马六甲的家与董教总开会。然而，马华如今却空有百万党员，已沦落至犹如手持百万黄金在街上游荡的小童，随时任人欺侮和抢走手上的黄金。

最近所发生的两项事件即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一件事关乎凯里。凯里面临权压州务大臣指责、益资利股票贷款争议和马哈迪炮火瞄准时，化身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高喊“种族输赢”和“边缘化”。马青团似乎即时恢复了敢怒敢言的本色，成为了华社利益的守护者。除了马青代表在常年大会频频炮轰凯里和要求道歉，团长廖中莱也高喊一句“要做不要怕，要怕不要做”，似乎直至凯里道歉方休。

然而，凯里非但拒绝道歉，连当天有出席大会的巫青团团长希桑慕丁也在隔日公开表达不满。凯里更是继续发表“边缘化”论，如入无人之境。马青团上下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要做不要怕，要怕不要做”的豪气早已风吹云散，要求道歉更是甭谈。大戏发展到最后，马青众位领导只能在国阵青年团会议呆看凯里拿着民族英雄的牌匾绝尘而去，自己反而落到满身灰土，不仅须在面对记者时支吾以对，并且还要代替凯里向基层解释受到“误解”的言论。马华众位领导看到自己的孩子被邻家孩子欺负，也只能无言以对。

第二件事则关乎南洋。马华当年不理华社激烈反对，坚决认为这是一笔值得做的生意，不顾一切地以每股5零吉50仙买下南洋商报集团。然而，经过数年的艰巨经营，马华最终在2006年10月17日宣布以四零吉二十仙售卖21巴仙的股权于张晓卿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只保留约20巴仙的股权作为“长远投资”。既然这项生意已经来到终点，让我们来为马华打一下算盘。

根据《当今大马》的初步估计，马华这五年持有南洋报业的亏损共达1亿3648万零吉，包括了扣除假设余下股权都被卖掉后的银行欠款7846万零吉和五年来摊还的利息5500零吉。这笔数目仍未包括南洋报业5年来的亏损或盈利。马华付出了1亿3648万零吉到底得到什么？除了恶名，还是恶名。五年拥有南洋报业，只为南洋商报添上“党报”招牌，累得报份逐年下跌。这非但无法为马华形象粉刷一番，反而背上打压新闻自由，不顾华社利益的恶名。马华在这次的交易更需担当促成报业垄断的恶名。

那谁是这次的大赢家呢？这当然非张晓卿莫属。不管当年张晓卿真的是不是幕后黑手，被收购后的南洋商报所流失的报份大多数都流向星洲日报。这使星洲集团在广告市场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市场份额和收入逐年提高。相形之下，南洋报业的市场份额和收入则是逐渐下降，已无法和星洲集团抗衡。如今，张晓卿更是以低于当年的价钱，成功收购南洋报业，成为华文报业中的唯一巨霸。马华花了1亿3648万零吉，除了换来更多恶名之外，却只能接受华仁控股董事部“知会”为人作嫁，并且还得召开汇报会要求党员接受，不可不谓是马来西亚最慷慨的冤大头！

这两件事足见马华已无足够的智慧、能力和胆量去维护自身的利益，只能任由外人捞取利益，更甭谈马华将能维护华社以至全民利益。马华真的需要终身学习，当然不是所谓的书法班、卡拉OK班或插花班，而是提升自身的政治智慧、能力和胆量，否则就等着外人捞尽利益关门大吉。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2006年10月20日（星期五）

内安法令所制造的痛苦

佳节来临之际，大家莫不期待能在这节日与家人共聚一堂，分享喜悦气氛。然而，有一批人虽然满怀期待，却也不得不清楚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的家人并非不知所踪，却依然无缘相拥共享欢乐。

他们和家人被保安深严的围墙所曲隔，却不知噩梦将在何时结束。他们想知道家人究竟犯下何罪，得到的答案却只是笼统的“破坏社会稳定”或是“威胁国家安全”。家人被扣留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对未来的生活该如何继续感到迷茫和焦虑。

他们并非出于在一个遥远的独裁国度里。他们就是号称民主国家的马来西亚里1960年内安法令扣留者的家属。内安法令当年原为防止共产党卷土重来而设立，发展至今已是国内其中一条恶名昭彰的法令。它的恶名昭彰源自于它容许执政当局未经审讯扣留。

在一般的司法程序下，任何人唯有在法庭宣判罪名成立，上诉程序完成后才会进入监狱服刑。就算拥有嫌疑，警察也只能在法庭批准下扣留他不超过两个星期以进行调查。然而，在内安法令之下，一名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可以在没有扣留令之下被扣留60天。接下来，他可以在内政部长的授权，未经法庭审讯下继续被扣留两年。而最可怕的是，这两年的扣留期是可以被无限的更新。

如果是一般的牢犯，他与家人的重聚是可以被期待的，因为他的刑期在进牢时已被下判。然而，对于内安法令扣留者和其家属而言，期待重聚只是带给他们更多的失望和痛苦，因为两年的扣留期往往在结束前就已被宣布更新。

带给他们痛苦的并非只是绵绵无绝期的等待释放，他们也痛苦于无从证明自己的无辜。这个证明也不仅只是法庭里的证明，而是向人解释。面对社会以至家庭所投射的异样眼光，或是小孩的天真一问，在扣留营外的家属都必须耗尽心血地解释，但也往往无法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们甚至有时自己也无法明白家人为什么会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被扣留。

许多内安法令扣留者都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被带走时往往都是毫无预警的，而遗留在家的是衰老的父母、久未出外工作的家庭主妇和尚在读书的孩子。他们的妻子被逼站起来重新学习在社会中谋生，兼顾家中孩子和长辈。有些较为懂事的孩子也会主动分担负担。他们的坚强有时是装扮来安稳大家，在无人之时他们也会为未来的迷茫和无助而低声哭泣。

佳节来临之际，驱动他们勇敢站出来在国家回教堂集会的正是这些痛苦。他们要求首相废除内安法令，关闭一直以来扣留内安法令扣留者的甘文丁扣留营，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遭到迫害、虐待的案件，并在开斋节之前释放所有内安法令扣留者。

他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的怜惜。这些痛苦并非他们应得的，而是源自这不公平、不人道和违反人权的法令。他们需要的是我们以实际的行动来改变这体制。

刊登于星洲日报六日谭《文明益进》2006年10月17日（星期二）

是手机害人还是人害人？

最近所发生的几宗失踪案和谋杀案，似乎都和手机有关。这不禁让这近几年才广为普遍的通讯器材似乎成为了这些案件中的焦点。星洲日报于十月十一日（星期三）的封面打出“短讯交友害人”，而两个小标题则是“她离家找‘老公’”和“她失去了生命”。这两宗案件的持续报道也都是以“短讯交友害人”作为系列标题。

星洲日报《大都会》版于隔日（即十二日）也针对这个现象作了调查报道，调查短讯交友在年轻人间普遍的原因和状况。在十三日，一名读者张昭敏在星洲日报言路版发表了《手机短讯衍生社会问题》，讨论手机的普及化如何产生一系列问题，而应如何控制此问题。

这一系列报道和文章似乎已经慢慢制造了一种印象，即手机就是这些案件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手机的普遍化，使失踪者或受害者接触了对方，而引发了这些失踪案或谋杀案。因此，手机必须被控制其使用，以免遭到滥用。

然而，真的是手机害人呢？手机充其量只是一项科技产品，而短讯交友也只是一个交友模式。它们都不具备主动意识，只是一样等待人家使用的产品。它们的优势和好处是否能充分发挥，只能被动让人们去决定。就如一把刀，落在厨师手中就是帮助他准备事物的好帮手，落在凶手手中就是杀人的武器。因此，手机或是短讯交友本身无法害人，害人的实际上是人类本身的性格上存在的弱点和不完美。

就如最近的这几宗事件里，受害者或失踪者都是在现有生活上无法获得满足和关注，才会急着另寻出路，因此才会认识了对方，并选择将前途暂时寄托在对方身上。不论有没有手机或短讯交友，他们都会通过另一种媒介寻找出路，以摆脱现有生活上的问题。在之前没有手机，只有信纸的时代里，类似的失踪案都已曾经发生了。

手机或短讯交友之所以会成为焦点，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对科技的恐惧。科技所开拓的无限空间和可能，以及它的急速发展，使人们一时间无所适从，担心有一天会没有驾驱科技的能力。然而，手机或短讯交友也好，始终不是已具主动意识的科学怪人。它仍然受人类所控制。悲剧的发生，还是源自人本身的问题。

亲校方和亲学生不是标签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校园选举目前存在着两大学生势力，一为亲学生阵线或俗称青派，另一为亲校方阵线或俗称蓝派。这两大学生势力实际上是九十年代后期“烈火莫熄”运动爆发后的产物。


在此前，校园选举只由学生参与，而政府和校方甚少干预。但是，“安华”事件冲击了大专生的思维，并鼓动学生重新思考和积极参与社会，似乎重现六七十年代马来西亚学生运动的精神。许多推动社会改革的活动都可见到学生的身影，而学生也开始主动针对国家体制中的问题直接向有关当局发出声音。这使得执政党开始提高警惕，并动手干预防止学生再次重新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力量。校园政治也因此随之出现变化。


执政党开始通过大学管理层拉拢一批学生领袖，协助他们参与校园选举进入学生代表理事会，亲校方阵线和亲学生阵线也因此而产生。在许多场合中，亲校方阵线也从不掩饰他们和校方之间的关系，并紧紧跟着校方和政府的立场。在校园选举中，许多亲校方阵线候选人就标榜本身和校方之间的优良关系。亲校方阵线更从未否认他们的存在。今年的马大校园选举中，亲校方阵线在获得宿舍的批准下于各宿舍门口设立布条，宣布这些宿舍是亲校方阵线的占领地。


高等教育部长幕斯达法在今年校园选举期间多次呼吁各界人士，不要为校园选举的候选人贴上亲学生或亲校方阵线的标签。他表示，校园选举根本没有所谓的亲校方或反对派的标签和派系，他们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这样的呼吁在众人耳中听来只会显得虚伪，因为上述例子都证明亲学生阵线和亲校方阵线根本并非是空泛虚无的标签，而是存在操作着的实体派系。这样局面恰恰正是由于执政党通过大学管理层干预校园政治的结果。此外，这两个派系的名称也经由校方和高教部不断强化。许多国立大学在公布成绩时都会刻意公布共有多少亲校方阵线候选人胜出，并借此宣示国立大学生对政府的感恩和校方管理层的功劳。


代表巫统出任高教部长的幕斯达法负责管理全马大学，出现许多的不公正和不民主的问题自然摆脱不了责任。他有权力设定一个公平和自由的选举，让所有学生都能参与而不受任何打压和限制。他也有职责接见大专生，聆听大专生对校园民主的不满和投诉。他也能确保校园选举不受外界政治操弄。然而，他什么也没能做到。他任由“时事课题”小册子在校园内大肆流传。他任由校方操弄校园选举以确保亲校方阵线能在选举中胜出，然后宣称此次校园选举是历来最公平和自由。他拒见争取校园民主的学生，因为他们来自非法组织，却漠视他们都是合法学生身份。只是言语上表达一视同仁，不足以掩盖他没有履行职责的事实。

因此，穆斯达法的呼吁根本是一个企图以言语混淆众人对校园民主问题认知的举动，将本身无法公正处理所造成的结果掩盖，反而站在道德制高点作出假惺惺的呼吁并将责任推卸为外界标签的后果。在这一点，穆斯达法和其前任者莎菲依无异，只是他懂得站在制高点应对，莎菲依糊涂以对。
刊登于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10月9日（星期一）

态度对了，思维依旧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经历去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恶报连连，在最新公布的排行榜虽有一些好消息，但是最具指标性的马来亚大学排名依然持续下跌。这一次的下跌也连着大马国立大学的龙头老大位子的相让，输给了排名上升的国民大学。

相对比去年前任马大校长哈欣耶谷的一句“不担忧”以及满街祝贺布告牌，现任马大校长拉菲雅展现了较为正确的态度，说了“这是我的事业生涯中，最伤心的其中一天”。意识到问题至少为未来可能的改变做了一个好的开始，毕竟好大喜功，沉醉美好的过去并不会解决问题，只会任由问题恶化，正如拉菲雅所说“我们不老是活在过去的荣耀里，必须从现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

然而，意识到问题并不意味问题会解决。马大排名下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背后纠缠了各种因素，绝非只是拟定策略涵盖了排行榜的六项评分标准补补洞就能解决。

“马大的所有人、我的同事，他们都感到非常失望。”这是拉菲雅在记者会所说的一句话。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真的如她所感受。一名学妹在看灯笼节舞台剧和一名学长说起此事时，一名学生的反应是“so what？”。这可能并不是大多数学生的反应，但是持着这样态度的学生却是大有人在。

我们可以谴责此类凡事不关己事的学生，却不能不探究他们是如何被产生。国立大专生长期身处于自身权力被压抑的环境。在校园选举中，他们只是根据校方菜单投票的投票机器，而非一名大学公民。在面对问题时，他们知道作出多少投诉也只不过是石沉大海，坚持到底有时只会遭来横祸。他们认为他们在大学只是过客，而不是放上一个智慧砖头的大学建筑人。因此，他们对这个大学保持冷漠，只要把自己的书读好。

同样的，在缺乏学术自由的环境里，学术人员坚持真理，挑战权威只是会为自身带来更多麻烦。一年多前，我们有一个傻瓜——德伦哥梅兹。在更久以前，我们还有佐摩、詹德拉等等。既然只是为了找口饭吃，生活依然得继续，又何必为自己召来更多麻烦。大学学术素质如何，他们心中也许有千言万语，但是说了又如何呢，唯有沉默下来静静观赏大学高层的戏法。

试问在如此的环境下，我们如何要创造一代能为优越大学而付出热情的学生和学术人员呢？就算召来更多国际学术人员、国际学生，我们也只是把他们僵死在一个有如酱缸的制度里。它需要我们的高等教育人士以更高的视野、前进的思维来追根究底并作出全面性、制度上的改革。

然而，拉菲雅是否有如此视野和思维高度来解决此问题呢？我想她的谈话能给我们一些答案。当被问及是否会提高校园民主和学生权力时，她的回应是“你是不是在说允许学生“暴动”，能够提高排行榜的排名？”。当被问及学术自由时，她以此事和排行榜无关拒绝进一步解释。在一问一答中，我们依然见到旧思维的魅影。

刊登于星洲日报言路版2006年10月9日（星期一）

我们缺乏一本阅读刊物

一个理想的书局，自然不只是卖书而已，当然也需担起推广、推深阅读风气的责任。

大马阅读风气之低落人人皆知，不许详述。然而，大马人阅读的书大多只局限于工具书或流行书籍，却是许多人所忽略的。他们阅读缺乏规划，甚少深入研究，只是满足于表面的知识，或足于解决当下本身面对的问题。

书局处于书市之中，掌握最新和最多资讯，自然具备优势以推广和推深阅读风气。书局需做的是要如何将这些资讯传达给读者，并吸引读者的兴趣，以引导读者初步涉入并逐渐提升阅读层次。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推出关于阅读的刊物。

目前，世界各地已有许多志在推广阅读风气的刊物在出版。其中在中文世界里就有诚品《好读》和《网络与书》主题书系列。在大马，我们似乎就少了一个合乎本地口味，能反映本地内容的类似刊物。

要获得一些基本资讯，仍能从报章、广告、或是商业味道浓厚的刊物中获取。要获得一些有深度的书评或更多的资讯就只能从这些外国刊物，或偶尔在马来西亚举行的讲座获取。然而，本土内容却不是这些外国刊物所能提供的。

唯有真正属于大马的阅读刊物，才能为读者在阅读世界点起一盏导航灯，让读者阅读大马。因此，有理想的本地书局应该编辑一本真正属于大马的阅读刊物。

刊登于星洲日报副刊《我的理想书局》2006年10月5日（星期四）

厘清网络媒体概念

裸蹲案、董校风波、博大校园暴力事件和华小拨款干捞事件这一连串事件除了揭发社会中久藏的阴暗面，也展现了网络媒体如《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所具备的优势，使到主流媒体相形见拙。

网络媒体由于缺乏政府的控制和不受社会固有既得利益者的牵制，因此在揭发真相和带动议题方面显示出更大的威力。相对之下，主流媒体则受到政府通过法律或拥有权的控制和深处于现有社会结构之中，时时在相关单位的“劝告”之下而在下笔时显得欲语还留，使到主流媒体往往显得后知后觉或是无法满足读者对真相的追求。

网络媒体所展现的威力和影响力，已引起当政者的戒心。虽然国内安全部副部长否认曾说过管制网络媒体，但是可见管制网络媒体的欲念已经在蠢蠢欲动，只是碍于政府曾经答应不会审查网络内容以鼓励外国科技公司的进驻而不能成行。

网络媒体的崛起，也使到网络媒体和主流媒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浮上台面。这两者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也渐渐成为众人讨论的热门议题。两家中文网络媒体在庆祝一周年之时都举办了讲座探讨此议题，而第二电视论坛节目《你怎么说》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邀请网络和主流媒体人共来讨论。报章也不难见政治人物和读者对于网络媒体的评论。

虽然对于网络媒体的讨论热烈延烧着，但是对于网络媒体此类新型媒体公众依然有许多错谬理解。因此，如果不能厘清概念，将无助于认识和探讨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并做出比较。

其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将网络媒体无限上纲扩张。这种论述将网络媒体的范围无限扩张，乃至涵盖了公共论坛，或者等同于网际网络，因此将公共论坛或网际网络必然会出现的流言蜚语、谣言谎言、人身攻击都算到网络媒体头上。

无可否认，网际网络或者公共论坛在广义上符合媒体的定义。然而，我们必须认清网际网络实际上更应该是一个虚拟社会，只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延伸。人类社群中必然会出现流言蜚语等此类言论，而咖啡店等人类群聚的地点将是此类言论的强力散发站。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却从不会将这些地方或社会也定为媒体。

因此，如果在讨论网络媒体时是以广义待之，在讨论现实生活中的主流媒体时就必然也得将社会中所有可能的媒介包括传单、匿名信也得纳入考量。所谓的主流媒体，如电视台、报章、杂志等等实际上只是现实生活中最狭义的媒体。一者以广义待之，一者以狭义待之，我们最终只会陷入困局。它无疑是以世界的必然无序对比主流媒体业的必然有序，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讨论。

因此，在讨论网络媒体时，特别是与主流媒体做出比较时，我们应该持平赋予定义，方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我们必须认真探讨已自有一套运行规律，并具备公信力的新闻网战或部落格（例如《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和黄泉安《Screenshot》部落格），而非让乱像丛生的网络现象遮盖了这些已有良好运作的网络媒体。

刊登于星洲日报六日谭《文明益进》2006年10月3日（星期二）

注：星洲所设标题和原意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