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仁慈真包庇

不曾发现，原来我们的大学管理在处理校园纪律问题时是可以如此的仁慈。在宣布不打算以纪律行动对付，只会适当的劝告十一名闹事的学生时，博大的校长是如此说：“这是一所文明的学府，我们不处罚学生，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每个人都应有一次机会，学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曾经是学生。”

近年来，每当我国校园发生纪律问题时，社会、教育界或政府官员中都有极强大的声音主张应该加强惩罚，或者加强打击力度以解决纪律问题。不久前，教育部在对付逃学问题时就建议以警力来扫荡和威吓逃学的学生。在我国教育制度里面，以爱心和包容来感化实际上早已经是天方夜谭之说了。因此，博大校长这番言论在如此的环境中本应该能成为一股清流。

那为什么此番言论不能成为清流，反而招来更大的非议？这是因为闹事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和过去几年校方所采取的纪律行动让许多人敢断定校长此举实际上只是假仁慈行包庇之实。

近年的学生代表理事会选举实际上已经沦为大学管理层和学生的对决。亲校方阵营的学生在校方资源的大力护航和干预下竞选，而亲学生阵线的学生则必须面临校方重重的打压和抹黑。博大暴力事件中的闹事者正好是校方护航下中选的学生代表理事会主席，而受害者正好是来自亲学生阵营的博大前进阵线。

虽然校方一直否认该事件起源自校园政治，并曾一度尝试以种族冲突掩盖而后又否认，但是校方言论中对事件的颠覆却显现了校方对学生代表理事会主席和其所带领学生的偏袒。此外，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审讯中对受害者的问题只集中于他们的组织背景，而非暴力事件的发展经过，让人怀疑委员会在调查过程已经预设立场。

将各国立大学近年所采取的纪律行动和这次校方的决定相比，更是让人质疑校方真正的意图。在2002年，4名被控擅自参加辩论赛的理大学生个别被判罚款一百五十令吉，而声援他们的两名理大生则被判罚款两百令吉。过后，其中一名理大生朱进佳也因为售卖徽章而被停学一个学期。在2004年，27名工大生因为在校园选举时使用自己印刷的海报而被校方将他们撤职。就算在博大，大家对去年6名大专生因抗议校园选举不公而被控依然记忆犹新。

总结这几年的纪律行动，校方在动用大专法令对付学生时显得态度强硬。就算引起轩然大波，他们仍然维护大专法令到底。然而，虽然博大这群闹事学生的举动足以在大专法令下的学生纪律条规下被控，博大校方却是将他们放过。我在此不是要求校方也动用此恶法来对付其他学生，只是这其中似乎有双重标准的嫌疑。参加辩论赛难道会比喧哗闹事更影响大学治安？售卖微章难道会比强抢学生椅子更能伤害学生？印刷自己的海报难道会比向镜头比中指更能破坏大学印象？为什么却没有大学校方如此坚决的行动？

这种种的疑问让我们无法相信这不是包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轻易任博大校方和闹事的学生混过。否则，我们就是发出让他们继续作恶的准证。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2006年8月28日（星期一）

大学已没有是非价值观

上个月，一个在网络广为流传的博大暴力事件录影轰动了马来西亚社会，其后的事件发展更是令人咂舌。录影里面的学生代表理事会主席和其带领的学生的非文明行径，引发许多人对当今大专生素质的关注和讨论。雪华青所办的讲座更直接打出“博大暴力事件，敲响大专素质警钟！”。

在调查委员会公布结果前，主流媒体的报道在事态发展一个月后实际上已经逐渐淡静。然而，这不意味整个事件已经雨过天晴。博大暴力事件实际上仍然在校园内和网络持续延烧。亲校方阵线学生已开始透过校园管道和网络指控受害者不具良好意图，并在事发前已经计划好，故意挑衅理事会主席和其带领的学生而引发冲突。他们声称这些学生才是这宗事件的罪魁祸首。

在他们的言论中，他们本身的失控变成对方的有意操控，受害者对活动自由的坚持变成了如同杀人放火危害治安的大罪，而他们本身的非文明行径也变成了维护校园正义的行为。由亲校方阵营掌控的网站更直指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和蔡添强是引发此事件的博大前进阵线的幕后黑手。

这显示一场抹黑运动早已在博大校园内开始了。博大学生代表理事会的非文明行径让他们出尽丑态，并遭受社会上的严厉批评。因此，为了摆脱他们应负上的责任，他们开始不断的泼粪包括指控受害者具策划性地陷害他们，以污名化受害者，来合理化他们的行径。这无疑和强奸犯常以女性穿短裙或性感服饰引诱他们而导致他们强奸受害者来脱罪的言论言殊意同。

他们向我们展现这群所谓的大专生领袖可以通过言论和宣传，将事件的发生经过经由词句重组重新改造，让他们成为事件中无辜的小绵羊，而受害者才是猛兽。然而，更令我们汗颜的应该是他们不再持有普世是非价值观，而是相信所谓的“强奸犯无罪，受害者有罪”的强奸犯道德。这不禁令人想起龙应台所说的怪兽——台湾总统陈水扁。

如果说博大暴力事件敲响大专素质警钟，那么这股抹黑运动敲响的是丧钟。博大暴力事件录影内的行径顶多只是一些未经文明开化的野蛮人行径，然而抹黑运动所展现的是对一种文明价值的颠覆，这难道不令我们更为汗颜？因为大专生的纯真和对善恶的坚持，人常说“大专生是社会的良心”，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被狼狗吃掉的良心。

如果这只是仅仅发生于学生之中，我们还能稍微安慰自己还有学术人员可以纠正歪风。然而，发布调查结果的记者会里校长所发表的言论却让这小小希望也磨灭。闹事的学生在经过调查委员会的一个月调查后只是受到口头和书面劝告。对于这样的结果，博大校长聂慕斯达法表示当时闹事的学生气在心头。对于录影里面的粗暴咆哮，他更表示那些只是唱歌和欢呼。这时，大学已彻彻底底沦陷在是非颠倒的世界里。

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而大学是推进现代人类文明的动力来源。然而，当是非价值已经可以在大学如此被颠覆，我们还有文明吗？我想，现在我们已不需再敲响丧钟了。面对如此多的乱象，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有一项连大学生要怎样思考都要让校长决定批准不批准的大专法令，才会产生乱象如此多的大学。大学将会向上升华，还是向下浮沉，就看大专法令会否被废除。


刊登于星洲日报六日谭《文明益进》2006年8月22日（星期二）

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历史

有些事件，虽然历时已久，却依然是人们无法碰触的敏感地带。然而，这并不意味它已经消失了，它只是在等待时机重新爆发而已。

活在马来西亚，我们拥有我们无法碰触的历史敏感地带。博特拉大学《种族关系》课的争议再次提醒我们这些问题的存在。虽然我们终是不愿提起课本所载录的五一三事件、诉求事件和甘榜美丹事件，但是这不意味着引发这些事件的因素已经就此消失无踪。它只是暂时从我们视线消失，却会在时代背景契合时重新扰乱人间。

在过去，我们缺乏开放自由的空间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讨论。我们终是被“敏感”所困扰，担心我们的言论将成为下次暴乱的起源。这些事件都和马来西亚近三十多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和马来人至上主义有关。我们让官方去告诉我们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并相信这就是事实的全部。有些人勇敢提出不同的观点，却遭政府以煽动法令或其他恶法兑付，或是执政党团恐吓和围剿。对于这些事件，我们选择噤声，也选择对勇敢讨论这些事件的人的遭遇漠视不理。

正是如此的态度，才会有今天如此的《种族关系》课。学术人员不求以批判精神和谨慎态度看待历史，只求符合官方言论。学生或知书中的历史有问题，却为了考试分数和不得罪任何人，草草将其背熟回答题目，不去讨论和反思过去种种的问题。虽然在知识殿堂进行，《种族关系》课却只是灌输单方面思想的工具，从不是自由开放的学术交流和反思平台。

对于马来西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社会和国家如果只是空有悲情或对历史唯唯诺诺，而不曾进行任何了解和反思，又如何避免在前进的路上重蹈覆辙？我们唯有透明化处理这些历史事件，让社会各阶层、各族群、各宗教人士能对事件发生的经过进行沉思、梳理、衡量和理性的讨论，我们才能摆脱过去的猜疑，从容应对未来。否则，当我们再次面临种族或宗教危机时，我们将再次付出惨重的代价。

虽然部分人士认为《种族关系》课所讨论的历史事件非常敏感，而必须把课本收回并去除敏感部分，但是我们应该认清问题出在敏感。龙应台女士在《百年思索》的一篇文章“你是否看见历史里的⌈人⌋？”中有这么一句，“把历史的石头翻开，露出长久不经日照的虫豸，不是为了族群间的政治清算，而是为了更了解自己存在地位。尤其台湾人正在寻找全新的未来航程，厘清自己的过去是不可或缺的罗盘”。

马来西亚目前不也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最近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对自己本身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产生许多疑问。重新修整《种族关系》纲要，应该是创造自由开放的平台让我们能把历史的石头翻开。去除敏感部分，只是让我们不能厘清自己的过去，也无法寻找全新的未来航程，继续纠缠于现有的困境。

这些历史事件尤其是五一三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魔咒。这个魔咒在最近由再努丁再次祭起。每次祭起这个魔咒时，整个社会就会自动噤声妥协，将发生的种族和宗教问题视之不见，问题不了了之。唯有跨越现有的困境，重新面对历史，我们的国家才能继续迈步向前。

刊登于东方日报《我见我思》2006年8月10日（星期四）

小心“凯里主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之时。在这股共产主义浪潮中，东德、北韩、中国等国家陆续赤化，而共产党亦在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崛起成为一股重大力量，随时可能取而代之。在另一边由美国所领导的所谓“自由世界”阵营之中，一股恐怖和担忧的情绪也正在迅速蔓延之中。对于铁幕国家，人们联想到的是专制、极权和不民主，以及他们企图渗透民主国家并企图夺权，使得这股情绪能如此扩张。

在这样的世界局势之下，美国进入了黑暗的“麦卡锡主义”时代。麦卡锡是美国五十年代初期的共和党参议员。在其任职期间，他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并促使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和防止共产党的渗透。结果，许多人仅仅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或曾和共产党人有过交往而受到迫害，甚至被判死刑而遇害。其中受到迫害的包括了著名演员查理·卓别林和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而分别是科学家和演员的罗森堡夫妇则被处死。这个疯狂非理性的时代最终在麦卡锡因国内外舆论而败选并受参议院谴责而结束。

恐惧和担忧正是此类疯狂行径的肥沃土壤，再经由野心政客煽动，因此最终结成果实。欧洲和美国历史上就曾发生因害怕巫师而引发迫害巫师巫女运动。就算人类文明快速发展，人类智慧仍然没有随之而提升。人们仍会因猜疑所产生的恐惧情绪而引发的过分自保意识，干出种种非文明行径。在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后，西方世界里的回教徒也因此而被歧视或迫害。

近日，随着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黎巴嫩人的悲惨命运也吸引了全世界的人道关怀。世界各地尤其在亚洲和中东一带开始出现反战示威抗议以色列的过度反应和美国的纵容，而各国目前也正斡旋寻求停火。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因九一一后连串事件催长的回教世界忧患和反美反以情绪也因此被推向高峰。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回教徒居多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股热潮。这两个星期，多场由不同非政府组织和政党发起的反战示威成功举行。示威抗议是人民表达意见的基本权力，然而必须警惕的是野心政客在示威中发表的不负责言论。巫青团副团长凯里在两星期前于吉隆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反战示威中恫言将会揭露一份那些在马来西亚营业，却以金钱支援以色列政权的个人和公司名单，以呼吁人们杯葛。过后，凯里也表示巫青团正在针对一些公司被指“亲以色列”的指控收集证据。

我们可以发现凯里在发出上述恫言时，可能并无任何实质证据支持，而是在发出恫言后才开始收集证据。在这股情绪高涨的时候，人们因被忧患意识笼罩，往往失去平常的理性思维，陷入疑神疑鬼之中。所谓的“亲以色列”的证据或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轻易在政客操作下被无限扩大化，以至涵盖普通不过的交易和交往。因此，其危险性正在于此。任何人随时可能得为一些理论上存在、实际上却不具任何祸害性的事务而被杯葛，甚至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抗议或迫害。

在这股热潮中，我们仍须以理性应对，提防类似“麦卡锡主义”的“凯里主义”舞动魔爪。凯里作为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及哲学学士和伦敦大学政治及法律硕士，理应清楚这点，只是被政治野心所淹没。

刊登于星洲日报言路版六日谭《文明益进》2006年8月8日（星期二）

不应将广告牌私营化

日前，《太阳报》揭露雪兰莪州政府已将该州所有的的广告牌的建立以至管理权私营化于一间公司三十年。据报道，该公司将被赋予管理、监督、维持、确定地点、建立、营销、设计、美化等所有关于广告牌事务的权力，而地方政府将获分享部分的盈利。此外，该公司也将获授权拆除州内所存在的非法广告牌。

这似乎成了什么都可以私营化的时代，连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权力都可以将之私营化。广告牌之前曾一度成为争论焦点。一场工程局和地方政府的争执揭露了地方政府无限制地发出了许多准证于广告公司设立广告牌，其中牵涉了官员的贪污和滥权，以及广告牌背后所牵涉的利益。其中八打灵再也的广告牌数量最为惊人，以至雪州苏丹都不禁讽刺它为“广告牌城市”。

因此，雪州政府此举无疑是回应此前的争议。然而，此举非但不能解决此前的问题，反而是不合理和严重影响了人民利益。管理和监督广告牌的设立，属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一环，原就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在自由经济市场里，广告牌是否设立决定于经济考量，而地方政府扮演着的就是把关者的角色，确保市民利益不会因此被典当。广告牌争议虽然凸现了地方政府此方面的无能，但是并不意味这个责任不须由地方政府继续负起。

地方政府毕竟仍属于公家机构，理论上须为服务他们的老板——市民的利益，也须受到市民的牵制和监督。虽然市民无法投票选择地方政府，但是广告牌争议显示市民仍然能通过公民社会力量积极向地方政府施压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当地方政府将管理和监督的权力交与私人公司后，情况就不可同此而言。

私人公司法理上只需向公司股东交待，不需向广大市民交代。虽然尚不清楚此次合约条件，但是在我国大多私营化合约条件有利于私人公司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也可能无法对私营公司起着任何管制作用。因此，获得广告牌私营化的公司几乎不受任何的牵制，大可以完全不在乎市民意愿。

然而，最严重影响市民利益的是，私人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盈利。为了赚取更多的盈利，私营公司就得设立更多的广告牌来赚取租金；而为了市民利益管制广告牌，意味着私营公司必须减少广告牌的设立。这两者的角色和利益根本相冲突。既然私营公司最终目的是要赚取更多的盈利，它也必然向商业利益倾斜，而社会利益无可避免被牺牲。

如果此项私营化计划得以进行，相信届时马来西亚不只是将出现“广告牌校长”（马大前任校长哈欣耶谷因在马大派名剧跌仍设牌恭贺而得此名）、“广告牌城市”，也将会出现一个“广告牌州”。

此外，这次广告牌争议也公开了其所牵涉的庞大利益。如果能够以机制妥善管理，广告牌的盈利将能由地方政府全部享有，而无需如该计划般分享部分盈利而已，让肥水白白流到外人田。近期，许多地方政府都纷纷以缺乏经费为由酝酿提高门牌税和其他收费，导致民怨四起。广告牌的收入正好能填补地方政府收入的不足，协助推动市政。

因此，雪州政府不应将广告牌的建立以至管理权私营化。雪州政府应做的是，提高地方政府效率和拟定妥善管理机制，确保所有收入能用于市政和防止贪污和滥权的发生。

刊登于星洲日报言路版2006年8月5日（星期六）

不应利用警方来处理逃学问题

自诺奥马由国家安全部调至教育部任副部长后，教育部在面对校园纪律问题屡屡有新的动作。诺奥马除了曾亲自前往北马处理校园纪律问题和未被开除学生举办“改过自新”营之外，更在近日宣布二位副部长和一为政务次长将亲自率领包括警方、地方政府的反逃学特别队伍，兵分三路取缔逃学学生，而教育部更会建议内阁修改法令授权警方捉拿逃学的学生。霎那间，逃学的学生仿佛成为了全国公敌。

逃学的确已经违反了校规，然而在克服逃学的努力中，出动警方来捉拿逃学的学生却是杀鸡用牛刀。警方最主要的任务是提防和调查罪案，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而警察制度和设备都是为完成其主要任务而设立。警方拥有其他部门没有的权力，如可以配枪、可以扣留疑犯。然而，学生逃学并没有影响社会安全，也没有危害人民生命。利用警方来解决逃学问题更本是过度反应。

此外，目前严重罪案频频发生，社会上普遍人心惶惶。群众对警方的办案能力和态度都感到不满，而警方也面对警力不足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部还把捉拿逃学学生的任务交给警方，无疑将让警方更无法做好本分，使罪案更难于被控制。况且，如果让警方来选择要捉拿罪犯还是逃学学生，相信警方可能更宁愿选择后者，毕竟捉拿罪犯要用命来拼，而捉拿学生只是轻而易举的工作。

但是，最令人担心的是，此例一开后，许多问题都将渐渐交由警方去处理。今天我们可以因为无力控制学生逃学而让警方捉拿，明天我们一样可以因为无力控制学生作弊而也让警方捉拿。当现有的制度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将越来越迷信警方的力量而越来越依赖警方解决问题，警方权力将因此而无限度扩张，最终马来西亚变成一个警察国。历史告诉我们“无限的权力将带来无限的腐败”，而警察滥权和贪污问题在目前也是根深蒂固。处在如此警察国里，我们公民权力安在吗？

因此，警力不应被利用来处理逃学问题，让逃学问题回归教育界以教育原理处理。教育部想利用警力来威吓学生不可逃学，毕竟治标不治本，许多学者和民众已经提过此点，无需详述。目前应该是我们提高警方办案能力和态度的时候，而非把不相关的工作都交给他们。

刊登于星洲日报言路版2006年8月1日（星期二）

思《唐山警世录》被禁

唐山大地震周年纪念已是一个月前的事，然而和它的故事被埋没的时间相比却是微不足道。中国唐山大地震已经过了三十年，当时的少年转眼间已经有了白发，而一地的废墟也变成了今天的高楼栋栋，却仍然有许多问号在环绕着。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和媒体所持有的主调依旧是哀悼当年的惨况，欣慰当地居民一路以来所作出的奋斗，和赞叹今天唐山市重新站起来的发展状况。

对于当年惨案发生的原因，大家都甚少着墨，或直接归咎于老天，所谓“天灾不可预料”。对于当年隔邻的青龙县虽一样面临地震却死伤甚少，当地居民可能心里知悉，却也未曾有人公开追究，而官方更是从来未曾交待。这一段被抹去的历史，在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之际又重新成为议论焦点。

最近出版的《唐山警世录》直指当年大地震死伤人数众多是由于中央和当地官员忽视地质学家发出的预警，没有做出任何预防措施而导致。隔邻的青龙县在知悉预警后做出了预防措施，因而避免了大量的死伤。这本书也因此被指“某些内容失实”而被禁。

姑且不论《唐山警世录》内容是否失实，由于该项指责牵涉中国官方当年处理唐山大地震的问题，书禁宣示了中国官方不欲人民继续讨论和反思当年悲剧的原由，以免最终可能算至他们头上。当年幸存的当地居民和相关官员仍然存活，此事件的回忆也不会轻易随着岁月流逝。该书所作出的指控是否属实，实际上可以轻易通过收集相关史料和详细的研究去核实。该书被禁意味着人们不能质疑官方说方，当地居民也不能提出本方的故事，当年的真相仍是个谜。在这样情况下，社会和国家反思的空间根本不存在。

难以想象，一个事件如果只有哀悼、欣慰和赞叹的存在，却没有或不允许有反思的存在，社会和国家能从事件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为什么当年两地居民的命运如此天差地远？有谁该为此负责？我们能做什么来防止下次灾难的重演？社会和国家若能直接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在灾难重临时将能更为从容应对，避免造成严重伤亡人数。

然而，社会和国家若不能步入思考禁区，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没有人会想想自己所犯下的过错，更不会对所犯下的错感到愧疚和羞耻，自然不会有谁去负责任；也没有人想想问题的根源，追查问题的祸首，自然不会有人去追究责任。既然没有人犯错，国家和官员也不会因此而去纠正改进和自我警惕。可能唯有等到下次大地震降临时，社会再次为此而付出代价并发出哀号，大家才会愿意重新反思。

这虽是远在中国的事，却有许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