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兆令吉的不均分

首相阿都拉近日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即马来西亚贸易额去年首次突破一兆令吉大关。此外，他也详列了其政府在国际贸易中所达到的成绩。

相较于主流媒体大力吹捧，网络上的民众却是大不以为然。除了认为贸易额上升归功于外在经济环境无关政府政策，这兆元对人民的实质经济效益也是令人存疑。“当今大马”英文版的读者“普通人民”就质疑这兆元除了能够用来建造555座双峰塔或1000架A380空中巴士之外，是否也会拿来支付更多医院、学校、优良公路等公共设施的建设。

如此“普通人民”的一封信就直击重点地说出了欲“听真话”的首相花费了多少力气却也听闻不到的真话——虽然国家经济蛋糕继续扩张，但是人民却越来越吃不到蛋糕。国家贸易额持续上升，意味着政府相关公司从国际贸易中所赚取的钱，和政府从中抽取的税务也随着提高，特别是近几年价格高涨的石油出口都是由国油掌控。政府理应更有能力提供更多公共设施和津贴援助，提升人民生活水准。

然而，公共政策却是背道而驰。近二十年，许多公共设施和基本物品津贴在削减开支或提高效率的名堂之下纷纷被私营化或削减，直接由人民承担。而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私营化计划和津贴削减将会进行。这些被私营化的公共设施都成了朋党集团稳赚大钱的铁饭碗。此外，政府体制日见贪腐，所拔下的公共开支经过层层克扣往往所剩无几。人民能免费享有的公共设施，不是越来越少，就是品质越来越低落。

政府实际上已丧失了均分财富的功能。国家财富未能通过公共设施和津贴援助达到均分；相反的，平民百姓必须在税务之外付出更多金钱来享有基本设施，而这些金钱却都流入朋党集团手中，展现“穷人津贴富人”的奇观。这对低下层社会造成的影响最为强烈。基本生活的消费已足以使他们没有多余钱来承担这些开支，而经济上的弱势也使他们在社会其他领域更易受到压迫。查宫事件和甘榜伯仁帮被拆事件，都在凸现这个现实。

然而，这生活的苦楚也不仅仅是低下层社会独有了。从去年开始至今仍未结束的涨价已使到不少中产阶级成了“大闸蟹”，为沉重的生活开支而苦烦。去年的反对汽油涨价集会的参与者仍然以低下层人民为主，但今年的反对大道涨价集会却愈见许多中产阶级的主动参与。马来西亚目前已是东南亚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指数就已由1999年的0.452上升至2004年的0.462，而贪腐的政府机制和公共设施的“朋党化”无疑将继续扩大这差距。

在全国大选随时来临之际，阿都拉交出了这份“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成绩单。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2月19日（星期一）

附录：
RM1 trillion figure insult to our intelligence
Clarify what RM1 trillion trade figure means

马青团的沦落

年关将近，马青团在凯里事件跌了一整脸灰后，终能再次展现“要做不要怕，要怕不要做”的敢怒敢言风范。这次，马青团抗争的对象是唱片版权公司。

马青团有感近年来大街小巷间越来越少听闻新年歌，致使新年气氛淡薄，认为这是因为该公司不合理征收版权税，并故意在新春期间行动对付播放新年歌的商家，因此发起了“公开听新年歌”运动，向该公司下战书誓使新年气氛重归大地。近日的炮火更是集中炮轰陈业夫，先是指他肆无忌惮的向马青开炮，后警告他勿自我诠释版权法令。

我虽非读法律，但是我也懂不同人士对于法律条文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果坚认本身是对的并且不能接受对方的诠释，他应该做的是诉诸法律行动，要求法庭作出判决，而不是只警告对方不要乱乱说话。法律的诠释问题毕竟得通过司法制度以做出裁决，否则只会日复一日地各争一辞，毫无意义。

然而，这场风波的原由似乎不只是诠释法律的问题，更多是法律条文超越了社会情理范围，限制了族群节庆歌曲的播放。据《独立新闻在线》报道，受采访的律师都认为该公司向公开播放歌曲的商家征收收费的举动是符合法律的。另一名律师周本兴在《星洲日报》的专栏表示版权法令有一些灰色地带，也必需符合大马国情而作出修改。虽然马青团咬定是唱片版权公司胡乱诠释法令，但是却无意将此问题带上法庭，并表示曾呈交备忘录要求修改法令，某个程度上也是默认了法律本身出了问题。

那么，马青团似乎已在这问题中失焦。法律条文出了问题，就必须通过立法管道去修法。作为执政党的青年团，马青团绝对有能力和权力通过体制去做到。因此，马青团应推动的是去说服母体和国阵接纳他们的看法，向国会建议修改版权法令。然而，马青团至今所能做的，除了将备忘录呈上贸消部，然后被动地等待该部采取举动，却不见有其他积极的举动。

这反映了马青团如今苦涩的处境。堂堂执政党的青年团只能流落荒野向私营机构发威，却未能运用执政地位通过公共体制运作，真正为民谋利，已是一种沦落。这沦落是因母体而导致。当今马华处于“当家不当权”的边缘地位，无权参与国家发展规划，只能事后尽量弥补问题。它的附属团体因此也被挤压至体制之外，企图通过仅存的一些威权，力压私营机构或平民百姓就范以交差。

魏家祥说政党功能是能否带出问题及有效解决。有效解决当然不是除草不除根，只是逼使唱片版权公司不收新年歌的版权费，却没有通过修改法令做出明确界定和豁免。马青团一日继续与陈业夫纠缠下去，政党功能看来将继续失能。

甘榜伯仁邦（Kampung Berembang）的人民（27/1/2007）

甘榜伯仁邦（Kampung Berembang）现场情况（27/1/2007）-2

甘榜伯仁帮居民暂时居住在重新搭建的木屋或帐篷。

何须配合粉刷种族团结假象

续博大华文学会因被指为单元语文学会不利种族团结而被拒注册后，马大华文学会近期也频频遭马大校方公开炮轰，指责该学会无意促进种族交流和团结。

在短短的四天里，马大学生事务副校长拉查里就分别指华文学会拒绝和其他学会及团体有互动，成为单一种族组织，和该学会的一些活动和讲座只用华语作为媒介语，导致非华裔生无法了解中华文化，进而产生误会与偏见。有趣的是，他选择在其他学会的活动场合作出指责，却缺席了在其中举办的华文学会摇篮手歌曲创作发表会。

华文学会是否为单一种族团体，或拒绝和其他学会或种族交流，华文学会负责人或顾问都曾澄清，这里无需再辩证。我想指出的是，“种族团结”在大学里已经成为了一个超级口号，几乎淹没了所有价值和理性。

华文学会以推广华语为己任。从入门的华文班课程，到具文化精粹的相声、书法、辩论等活动，华文学会的活动拥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文化链，协助会员提高华文水准。华文班通过其他语言，协助初学者建立华文基础，作为步入华文文化的一座桥梁。然而，相声、辩论却无法避免必须以深度的华文作为主要语言，才能领略华文文化的意境和优美，而其他语言仅仅只能让人了解个中意思。

因此，华文学会活动要用哪一种语言，是文化水平要求高低的问题。对于一位通过奉承上意步步高升的学术政棍，这却是他不会理解的简单道理。对拉查里而言，推动国家领导人极为关心的种族团结就是其任期内的主要任务，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他可以掌握所有的资源和权力来建立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种族团结”。

学生事务局的主要功能就是管制学生活动。通过这个权力，他要求学生活动务必展现三大种族共聚一堂和谐相处，否则难以获得资源援助和使用校园设备。因此，校园活动不难见到华族文化展览穿插表演巫印文化，或歌曲创作发表会出现草草了事的马来文版歌词翻译的情况。各种活动皆努力协助校方粉刷一片团结假象。因此，一些华文学会活动自然如此地刺眼，破坏了这片假象，理所当然成为了拉查里表现捍卫“种族团结”的箭靶。

马来西亚宪法赋予人民结社和活动的自由。华文学会以华语进行活动，既没有违法，也没为国家带来祸害，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所有的语文文化活动都不曾拒任何人于门外，只是这些活动必然有其文化上的要求，而处于文化圈之外的人一时难以溶入。若能明白这一层道理，并做好语文入门工作，我们可以跳脱框框拒绝配合学术政棍粉刷种族团结假象，反而寻求方式促进种族间的深度交流并达到实质的团结。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2月2日（星期五）

马大能否重新站起来？

还记得去年马大在世界大学排行榜沦为全马第二时，马大校长拉菲雅曾说过马大已卸下首要大学的包袱，因此需要新的宏愿（vision）和任务（mission）。经过数个月的制定程序后，马大已正式在2007初向校园推介了新的宏愿和任务，并且首次提出了十大核心价值（core values）（关于马大新宏愿、任务和核心价值，可以参阅http://www.um.edu.my/discover_um/mission_vision.php?intPrefLangID=1&）。

若问我，这新宏愿是否能协助马大重新迈向优越，达到世界级的学术水平，我想答案是不乐观。我认为马大的问题不在于欠缺策略，而是欠缺灵魂。相对于其他外国顶尖大学，如哈佛（“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马大没有一个它心里深信，助其分辨是非并以此自许，可以誓死捍卫的信仰价值。虽然马大也有校训（“Knowledge is the Key to Success”），然而它的作用却仅仅是校微的雕饰。

探寻知识和真理原本就是反抗权威的过程。正因为欠缺如此灵魂，马大在面对政治权威总是软弱无比，无法驱动勇气与压制自由空间的体制对抗。这美其名是服务国家和民族，实际上却是让政治正确压倒了学术成果。在国家和民族利益挂帅之下，学术只是执政当局的粉脂。对于发出学术性，却不能容于权威体制之下的意见的学术人员，他们以阻止升职、去职、终止合约等手段对付。对于勇敢参与社会、发出声音的大学生，他们也一样以停学、学生法庭、罚款等手段来阻吓。

虽然这次是马大首次提出核心价值，其中如学术自由、开明（open-mindedness）、绩效正是马大所欠缺，但是若未能真正探讨这些价值的背后精神，并将其提升至信仰层次，这些核心价值最终执行时是否会变了味？它们的诠释如何避免成为合理化压制自由和异见行动的工具？在拉菲雅首次公开向学生解释这些核心价值时，她已经提出了核心价值的例外，比如不包括在马大校外提出马大的弱点和问题。这些核心价值似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权威粉饰大学橱窗的摆设，并被反诠释成为压制自由的工具。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这项核心价值的草拟正进行时，就已经发生一项与这些价值相违的争议。马大法学院副教授阿兹米因为在星报专栏讨论马大校园选举问题而被校方禁写。他在与火箭报做的访谈中曾经指出校园选举问题中的错误示范，已使他无法在课堂上传授法学。一个大学所行，和其学者所严差之千里，已是对学术尊严的严峻挑战。一个学者若然连学术尊严也不被允许捍卫，岂非是对学术自由的压制？然而，拉菲雅却说在报章写专栏无关学术自由。

若没有深厚的信仰，则无从心生愧疚和反思，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的勇气和担当。一切只是工具。

我想，马大面对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这个而已。若想达到宏愿中的“国际响名”或任务中的“提升知识和教学”，是否仅注重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几个衡量标准就能达到了？然而，马大似乎真的认为问题就出在那几个标准。在拉菲雅2007年献词（可参阅http://www.um.edu.my/discover_um/vc_office/vc_speeches.php?intPrefLangID=1&）中，她提出了马大三个首要任务，包括提升世界大学排行榜排名，马大国际化，以及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而在此之下马大必须注重强项（学术文章引用和同侪评估）和弱点（国际讲师及学生和师生比）。

虽然拉菲雅提出三大要务，然而后两者实际上都是为了前者而生。两者都是在马大排名下跌后被提出作为重新提升世界排名的重要步骤。此外，她在献词中提出应注重的强弱点恰好全部都属于世界大学排行榜里的评分标准，反而忽略了其他可能影响大学优越性的因素，如学者素质、大学文化等。马大这次提出新宏愿似乎仅仅只是为了提升世界大学排行榜排名。大学排行榜有助于大学评估本身的强弱点，然而大学若只是注重于排行榜的评分标准将只会把大学做“小”了，不能成为真正优越的大学。我在之前的文章已曾提过。

马大的问题是把问题看得太小了。重回第一固然重要，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多，远远超越了世界大学排行榜的评分标准。我们可以轻易地招纳国际讲师和学生，我们可以容易地增加讲师来减低师生比，我们可以花钱到全世界去推广和介绍马大。然而，我们却不能吸纳最优秀的国际讲师和学生，我们不能容下最优秀的本地学者，我们不能创造最优良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来让世界认识我们的大学。我们有太多的打压和限制，却没有人愿意去承认和正视，更遑论有人要提出解决方法。

马大在这第102年喊出了新的口号“Producing leaders since 1905”。我们曾有优越的年代，我们曾培养如马哈迪，安华，阿都拉，翁姑阿兹，王赓武等人物。只是，这还能延续下去吗？拉菲亚在其2007年献词中借用蝙蝠侠身边忠心佣人的口问“为什么我们跌倒？”，并自答“这样我们才可以学会让自己重新站起来”。我们必须在“为什么我们跌倒？”的问题上看得更深，才会让自己能重新站得稳，继续往前进。

马大欠缺了一个灵魂，却把自己的问题看小了。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