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不应发展核能发电

虽然目前国际油价仍处于历史高水平，但是我国作为石油净出口国似乎并没有从中受益多少。除了石油价格已经在2月底调涨30仙，马来西亚也抵受不住而宣布考虑使用核能发电。根据一个月前的一个报道，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拿督斯里贾马鲁丁说，基於国际原油价格有可能会飙升至每桶100 美元，马来西亚正在研究使用替代能源来发电，包括考虑使用核能发电。

另一项报道更是表示大马用核能发电势在必行。大马核能执照委员会主席拿督诺南里说，大马已別无选择须利用核能发电，以補快速发展后能源之不足，而且至少需要两个反应堆，作為发电的交替方法。

提到核能发电，我们自然无法忘记二十年前所发生的切诺比尔惨案。切诺比尔惨案除了导致五十六人直接死亡之外，其所外泄的辐射更至今影响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等地，并产生了许多癌症患者和畸形儿童。虽然切诺比尔惨案仍然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但是政府提出使用核能发电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回响。

我们应该知道核能发电所产生的辐射对人体和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将是无可挽回的。虽然许多人宣称核能比其他发电方式如水力发电更安全，并有一套严格的安全措施来防范辐射泄漏，但是多么严格的安全措施实际上也无法完全提防人类本身的疏忽。近几年，核能发电大国日本就曾发生多宗因为人类疏忽导致的核能发电站事故。

从网上的资料载录，日本静冈县的一座核电站于2002年曾发生火灾，所幸很快被扑灭，因而没造成核泄漏。2004年8月9日，日本另一座核电站的涡轮房泄漏的蒸汽刹那间夺走了4名日本工人的生命，另有7人被严重烫伤。此外，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上世纪末对所属的13个核反应堆所做的检查，发现共存有29处裂痕或损毁，但却私下删改检查结果，使存在安全隐患的核反应堆可以继续运转。因此，核能发电实际上犹如高空中走钢线。

因此，政府为了因应石油价格高涨和油田逐渐干枯而寻找替代能源之际，不应将核能发电列入选择，反而应该考虑其他对环境造成更少危害的发电方式。目前，科学界已经正在讨论多种无公害的发电方式，如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农场废弃物发电等等，而这都是马来西亚有足够的环境因素来发展的。

刊登于光华日报《各方点击》2006年9月29日（星期五）

校园选举问题条例罄竹难书

此稿登出时，国立大学的校园选举提名已结束，而竞选活动亦将正式开始。各大专校园选举的结果为何，目前尚不可知，然而如我在两周前所作出的预测，去年所面对的问题并未获得改善，因此已可预见争议将在选举后继续延烧。

自全国各大学的学生代表理事会宣布解散以后，各大专的校园规则已陆陆续续公布。去年所面对的问题如电子投票、候选人面试、短促竞选期等等依旧存在，而高等教育部和大学为了回应去年所引发的一连串争议所作出的宣布和改变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和荒谬可笑。

为了回应竞选期过短的问题，在提名日（9月18日）尚未开始时，负责协调全国校园选举的官员就宣布候选人可以在星期四（9月14日）晚上正式开始竞选活动，而这项宣布只能见于马来报章《每日新闻》，而不见于大学校园内。哪一个民主国家可曾有过候选人在提名日前就可以展开正式竞选活动呢？就算那些民主国家有候选人在提名前进行活动，那也只不过是偷步跑或造势而已，看来马来西亚再次发挥“马来西亚，能！”的精神，创造新创举。

此外，国际回教大学候选人去年须在提名前出席学生事务处官员主持的面试引发了学生们批判此为选举前的过滤过程，抹杀了学生选择和被选的自由，否决了学生作出选择的智慧。今年，该大学只是稍改名目，将之称为英语能力测试，希望能就此含混过关企图蒙蔽学生。实际上，这根本依然是一个面试过程，只不过是以英语进行而已，依然否决了学生的自由和智慧。

今年所附加的一些条规更是让校园选举的不公正和不民主更为恶化。其中，国际回教大学规定候选人的其中一项资格为“了解大学的期望（宏愿和目标）并对政府的宏愿表示感激”。在民主国家里，一个公民无须对政府所作的服务感到感激，因为这是每个公民通过税金交付官员薪金，并用投票将权力托负后所应得。就算不从民主原则加以探讨，这项资格也根本无法以客观标准加以衡量。究竟我们要如何判断一个人有对政府的宏愿表示感激？据悉，工艺大学也定下了类似条规。

校园选举内种种有问题的条例罄竹难书，再写下去将是没完没了，就连体制内的人物都对此感到不满并忧虑。大马人权委员会委员西华就形容校园选举条例为严厉、残酷与怪异，甚至一些中学的学长选举都比校园选举来得民主。然而，掌权的人却选择视若无睹。于上个星期五，亲学生阵线组织组成的马来西亚大专生团结阵线求见副首相和高等教育部长，以提出自由与公正的校园选举和废除大专法令的诉求，却遭他们以学生隶属于非注册组织而拒绝会面。

非注册何罪？罪在学生不懂得体察上意、不懂得向权力屈服，以及只是懂得原则和理念。问题条例和拒见的背后，都隐藏着权力的傲慢和恐惧失去权力的心态。国立大专生在上着一堂课，但这不是一堂民主课，而是一堂马基亚维利式的权力课。

刊登于星洲日报《六日谭》2006年9月19日（星期二）

只是听到，没有听进

倒扁静坐进入第二天的当儿，民进党向倒扁群众喊话，表示陈水扁和他们已经听到了反贪腐诉求，因此群众们已无需再静坐，而民进党也会继续和施明德沟通，希望不会以总统下台作为唯一诉求。

听到了诉求，是否意味着听进了？这当然不是。倒扁运动在台湾掀起了万层浪，媒体大肆报道，民间纷纷响应，陈水扁和民进党就算没有看报纸和电视，他们也会听到这把来自民间的声音。如果陈水扁和民进党真的已经将其听进去，他们纵然不愿意陈水扁就此下台，也至少应该自我反省，向民众谢罪要求原谅。

然而，静坐倒扁时，他们在做些什么？这时，陈水扁和民进党党要都选择到台湾南部以避开群众，并继续抨击倒扁运动，忙着巩固领导中心，却连最基本的反省都没做到。他们显然并没有把这把声音听进耳朵里，这些声音充对他们而言充其量只是一些杂音。

因此，群众的诉求既然没有得到良好的回应，停止静坐只是退缩和示弱，只会纵容陈水扁。民进党从党外运动起家，更应该了解街头运动一旦开始就必须达到目的方可罢休。以心疼群众受风吹受雨淋、表示听到企图劝退示威群众都将无效，并更展现他们的心虚。

施明德所带领的倒扁运动，既超越蓝绿，更具备强大的民意基础；而施明德更是台湾民主的“神主牌”。这运动的道德压力，对陈水扁和民进党而言都是难以正面回应和抵抗。因此，在对施明德所发动的抹黑失败后，他们目前妄想能以柔性攻势来软化施明德和群众的决心，希望群众能就此停止静坐。

这些关心和关怀落在静坐群众耳中应该只是会觉得刺耳，因为这只更突现出陈水扁和民进党的虚伪。陈水扁如果真的关怀民众，就不会强力操弄族群及统独课题，顾着口水横飞而无心治国，结果为台湾民众带来巨大的痛苦，而这非几滴雨或几股风所能比拟。

没有听进反贪腐倒扁诉求，只是一味以空话来应付群众，只会让民众更看透他们的真面目，加速耗尽民进党的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和声望，最终走向自我摧毁。无可否认，这场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很大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最终无以为续，然而陈水扁和民进党的时日也不多了。民进党也许可以在这次避开下台厄运，但最终在任期结束时依然得直接面对民众以手中一票垂弃。

不只是台湾人民在上课，身在台湾之外的我们也上了一堂“权力腐化人性和自我摧毁”课。

校园选举和大专生素质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校园选举源自何时，一时难以考究。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马来西亚学生运动在七十年代进入高潮时，校园选举已是存在。然而，时至今日，校园选举的本质和意义早已经面目全非，而它的变迁亦导致了国立大专生的素质江河日下。

在七十年代，校园选举主要目的是选出学生会（Student Union/Persatuan Mahasiswa）成员。所谓的学生会和今日的学生代表理事会有巨大的差别。学生会有权管理和安排学生事务，并提供有关学生福利的服务，包括学会团体的注册、活动场地管理、宿舍食堂、校园巴士服务等等。此外，学生会也有权向每个学生征收年费，并可自行决定要如何分配这些资源。学生会操作妥善与否，都将会影响所有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因此，校园选举对每个学生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随着1971年大专法令的通过，学生会已不复存在，而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代表理事会（Student Representative Council/Majlis Perwakilan Mahasiswa）。在新法令下，学生代表理事会没有实权，并只能在学生福利课题上代表学生向校方提出诉求，而学生会原有的权力则由新成立的学生事务部（由学生事务副校长带领行政人员操作）接手。学生代表理事会甚至无权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小至一令吉的用途，大至理事会的外交，所有的事务都必须经学生事务部的批准才能得以实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校园选举对学生来说充其量只是民意的抗议，已无之前的重大的意义。学生代表理事会能做的只是“据理力争”，而最终主宰的是学生事务部。

然而，这校园选举仅存的微小意义至二十一世纪初已彻底消失。随着九十年代末马来西亚陷入烈火莫息浪潮中，校方在政府的指使下开始干预校园选举。这时，校园选举已不再是学生与学生对垒，而是学生与校方的对垒。在校方通过其行政权力的干预和法律之外的威吓，学生已沦为校方的投票机器，在选举中划下校方属意的人选。而所选出的学生代表理事会只是校方的应声虫，已无法再为学生据理力争。投不投票都不会对生活造成任何改变，对许多学生来说这充其量只是一个重金打造的巨型表演秀。校园民主发展至今，不是往前推进而是越来越后退，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莫大悲哀，再次展现反讽式的“马来西亚，能！”精神。

校园选举的变迁固然是政治干预的结果，并非直接因学生素质导致。然而，学生无力抗拒，续而融入却反映了国立大专生素质逐渐下降。在大专法令通过前，大学就是一个小型国家，而学生会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学生须在大学内妥善管理自己的生活，学习如何与他人沟通和合作，一起领导学生会机制。他们必须对学生群中的问题保持高度敏感，也必须懂得如何做出判断并自主解决问题。在那时，我们根本无需担心学生是否懂得管理自己的生活，也无需担心学生是否对周遭环境保持敏感和独立思考，因为他们已经在生活里贯彻。

然而，在大专法令通过后，学生已被假设为无知、不懂得独立和思考，因此需要校方来管理他们的生活。经过多年的权力架空，这已成为了真实的假设。学生早已不再懂得如何领导，与他人沟通和合作，妥善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在校园内的角色就只仅仅是乖乖读好书，而他们不再具备信心、勇气和朝气。因此，大专生开始面对失业问题，素质被质疑。

至最近，随着执政党的干预，大专生的思想价值更进一步被扭曲。奉承权贵的学生被奖赏和扶持，而有理想的学生进一步被打压和对付。学生被教导向权力屈服和卖命，为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而道德只是掩盖价值扭曲的化妆品。博大暴力事件中的学生代表理事会主席和其带领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个机制所产生的最终怪物。

当世界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高官却只是自慰式高喊要发展知识专才，而实际上我们的国立大学进一步反知识、反人性。若要拨乱归正，我们必须从废除畸形大学机制的法律基础——大专法令开始。这将是刻不容缓，否则马来西亚将是一个怪物国。

刊登于火箭报2006年9月-10月期

要说不要怕，要怕不要说

今年的马华青年团在常年大会似乎恢复了敢怒敢言的本色。马青总团长廖仲莱直闯一直被视为“敏感”的课题地带，在其开幕演讲词中大谈“霸权”论、国阵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和凯里的“种族输赢”论，其后更高喊“要做不要怕，要怕不要做”。

马青是否能从此就敢怒敢言，或只是虚火上升，时间已经证明一切。然而，马青总团长这番豪情壮志似乎只是局限在华语圈子，却无法让其他语言圈子共赏之。据网络媒体报道，廖仲莱上述言论只是出现在华语演讲里面，而马来语演讲只是提及华小师资问题。这样表达方式的后果是，他对“霸权”论等的意见并不能直接传达至其他语言圈子。巫青总团长希桑慕丁虽然人在现场，却不能直接明白他的言论。

马来西亚媒体和读者基本上可以分成马来语圈子、英语圈子、华语圈子、泰米尔语圈子和其他较小的语言圈子，而圈子里的媒体和读者往往只是彼此接触，甚少步出圈子外，直接接触其他语文圈子的媒体和读者。阅读或听惯中文题媒体的人可以终生不曾去接触马来媒体，而马来语圈子更是完全不懂得中文或泰米尔文媒体的报道。

由于言语是思想的载体，这样现象所导致后果是不同的语文圈子的人难以理解或至少难以直接理解另一圈子人的想法。在华社引起轰动的课题，马来社群可以完全不了解，而相反亦然。各族间的思想交流之间产生了鸿沟。

廖中莱可能也懂得不同语言所能触及的圈子范围，因此选择只以华语发表上述看法。这样一来，他就算多么敢怒敢言直闯敏感课题，也不会直接冲击以马来语作为主要媒介语的马来社群。

然而，这实际上是无助于协助各族间的理性对话和辩论。政治人物以不同语言发表有差异的看法，只是延续英殖民地时期“分而治之”的策略。由于语言的不相通或阻碍，这些看法很容易被精通多语的政客根据自己的需求翻译并操作，成为撕裂族群的工具。因此，这种“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的方式只会让各族间的猜疑愈来愈加深。希桑慕丁选择隔日，而非当场发表不满马青大会的言论，虽然极可能因为他需要其他人翻译告知，然而却是无可否认地充分利用了这情况为己谋利。

猜疑只会让各族间的“敏感”课题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要倡导的是“见谁都说一样的话”，并利用共同沟通语言（即是马来语）跨越鸿沟勇敢和直接让异族了解我们的想法，而不应嵬嵬缩缩。惟有彼此间坦荡荡，我们才能将彼此的猜疑减至最低和建立信任，理性的对话空间自能油然而生。我们在这个国家已经相处了数十年，我们应该已经有个能和不同的族群理性的沟通和辩论的空间。我们应让大家了解族群之间不是零和游戏。

“要说不要怕，要怕不要说”，以此与廖仲莱和众位同胞们共勉。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2006年9月9日（星期六）

为来届校园选举把脉

时光匆匆，刹那间已来到了九月间。如果以国立大学学年制计算，这时已是第一学期中段，而一年一度的校园选举将随时登场。

大家如果平常有留意校园动态，想必还记得去年的校园选举曾爆发一场维护校园民主运动。这虽然难比当年，但却是近年最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五间主要大学的亲学生阵线宣布杯葛校园选举，其后更引发了学生抬棺哀悼校园民主和维权学生守纪律对付等连串事件，轰动社会一时。

那场校园选举制度之匪夷所思，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一场知识殿堂内举行的选举。候选人在参选前须通过公开演讲考试，而主审官是学生事务局里的三个官员。竞选期只有短短的两天，候选人却须在这两天内尝试接触高达数万人投票于他。选举条例则似乎只在一部分学生身上生效，而校方属意的学生则可随意触犯而无需担心受到对付。

民主当然并不只是关乎投票而已，不然我们只需制造投票机器人。它实际上创造一个空间让民众能自由和全权参与决策过程并有充足的时间和资讯来做这决定，而这当然也牵涉了完善制度的创立，使民主精神能充分散发。校园选举本就是让学生贯彻、学习民主的最佳途径，而那场校园选举只会在我国民主历史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那么，今年校园选举将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虽然校方至今尚未宣布解散学生代表理事会并公布选举条例，然而可以预见的是今年的情形并不会比去年有多少改善。原因有三，如下：

一、属于亲学生阵线的学生组织依然面对打压和限制。迎新周时，一本抹黑亲学生阵线组织的“时事课题”小册子已在校园内广为流传，而这些组织在大学进行迎新活动时更频频面对保安人员或是亲校方阵线学生的骚扰和动粗。其中，最引起轰动的就是博大前进阵线在开设学生服务柜台时遭到博大学生代表理事会主席所带领学生的粗暴骚扰。

二，虽然各大学陆续换了新校长，以及高等教育部也换了新的部长和副部长，但是他们都无法展现改革的决心。马大校长拉菲雅在接受访谈中尝试以其他未受打压的组织来回避亲学生阵线学生被打压的事实。博大校长聂慕斯达法在博大暴力事件记者会中将咆哮说成唱歌。高教部长慕斯达法除了对博大校长表示支持，更一直拒绝与亲学生阵线组织见面讨论校园民主和大专法令。在修改大专法令课题中，高教部也并未触及校园民主。

三，校园政治受到外界政治的巨大影响。虽然校园内学生投票时所关注的课题多关乎福利问题或学生议题，甚少考量候选人的外界政治倾向，但是许多政党特别是巫统终是爱以校园政治变化来衡量大专生的对他们的支持度。这错误的理解使到政党积极干预校园政治以为外界政治造势，特别是在外界政治波动之时，而马来西亚目前就陷入了两任首相间的争执。

这是否意味我们无需做什么来维护校园民主，反正任何努力都是白费？我想答案是否。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从天掉下来，而是靠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争取。那么，我们自然也不能等校园民主从天掉下来。当校园环境越来越恶劣时，我们更需要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告诉那些大学行政人员和政治人物，这不应是校园应有的文化。

刊登于星洲日报六日谭《文明益进》2006年9月5日（星期二）

那一刻，她不是知识分子 ——回应马大校长拉菲雅的访谈

阅读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所刊载的《太阳报》与马大校长拉菲雅的访谈中关于大专法令第十五和第十六条文对学生自主权的影响部分，我不禁感到惊讶和愤怒。就算至今，这股愤怒仍然没有消失。在这段访谈部分中，拉菲雅只是一名坐在冷气房吃学术饭碗的公务员，却不是一名了解民间疾苦、高风亮节的知识分子，无法展现大学校长应具备的风范。

在谈及大专法令第十五和第十六条文对学术人员和学生的影响，她承认这些条文必须被修改因为这些条文限制了学术自由。但是，她也认为学术人员不应被赋予绝对的结社权，否则这将影响对他们对学术的贡献。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她是否也认为学生应该享有更大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时，她却如此表示“……我是母亲。我是交税者。……作为交税者，我高额津贴学生。而我要他们利用他们的时间读书，以及发展他们的人格和能力。而我认为大学提供所有的机会。……所以，当你能对校园的发展付出贡献时，为什么你还要走向社会？我想我作为交税者很难接受这一点，这你应该知道。我说，当你还在大学时，你应该就你所能学习。有许多的机会！”

她也提出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AIESEC）这个组织为范例，并指许多学生每个星期回去家乡。“只在一个组织里面，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在本地和国际上都有活动，你想想看你在哪里有那么多的机会！……所以那里有学生可以在校园内，而无需花时间（在校园外），获得做的机会。……我觉得很生气，每个星期有许多学生回家、回去家乡……学生应花（时间）在校园内。有太多的东西他们可以做。建立友善关系，参与四周，了解其他人。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喜欢像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这样的组织，因为所有的种族和宗教都在那里。马来西亚人在那里。……”

我想，她作为一名交税者，她当然有权力发表意见谈谈大专生应该持有的角色。在某个程度上，我也认同她所说的，今天有太多的学生时常回去家乡，并未曾真正体验校园生活，他们不曾参与四周，了解其他种族和宗教，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然而，我不能认同的是，她企图以母亲和交税者的观点来为限制学生权力的法令辩护。

我当然同意大专生有责任好好读书，但却不能苟同大专生完全不可以走向社会、关心社会动态和回馈社会的言论。因为大专生今天所持的身份，并不仅仅只是所谓的“只需读书”的大专生和家中的孩子而已；他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进入大学，并不意味交税者已经买断他的身份，他已和社会斩断了纽带，完全处置于社会之外。

我想，不少交税者可能也持有与拉菲雅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到非政府组织去访问那些社会工作者，到报章言论版去看看读者和评论人的意见，他们也一样表明应该让学生走向社会，让学生关心社会，让学生服务社会；也一样认为将大专生局限于校园内，无助于学生发展人格和能力。他们和拉菲雅一样也是交税者，一样高额津贴学生，一样有权力谈谈他们对大专生角色的看法。个别的交税者可能有更多不同的意见。

那么，拉菲雅同时作为马大校长和一名交税者，她是否能单纯从本身以母亲和交税者角度的主观意见来合理化她作为马大校长要学生乖乖留在校园内，不到校外的政策？如果对她而言答案是“是”的话，我想她已经混淆了公共与个人的界线。马大校长是一个由千万交税者缴薪的职位，并受委托来管理马大事务。她作为一个专业学术人员在执行职责时所作出的决定，若她是以专业作为出发点，公众应该给于一定的尊重。

然而，如果她是以一名母亲和交税者观点而出发，这就牵涉到其他母亲和交税者是否持有以一样的意愿，而这显然不是的。我想她应该问问其他的母亲和交税者是否也赞成她这样做，毕竟他们都有权来表明自己的所付出的税是应该如何被利用。否则，她就是以本身作为母亲和交税者的主观意愿胁持了公众意愿。这是公职人员不应该犯下的错误。

当记者在问她是否认为学生应该在校园事务（开设自己的商店和安排校园八十）上被赋予自主权来作出决策时，她是如此表示“你应该知道，当你只听一边的声音会发生…你应该听两边的声音……和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的人谈谈。你问他们是否被压制？所以，如果你只是专注于那些一直想到外面去做任何事情的，当然，他们会说他们被压制。但是，如我所说，去和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的人谈谈！”

我想，这是曾经担当法律系教授的拉菲雅不应该犯下的错误。在决定影响全民公共事务，听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是重要的。然而，今天我们这里所讨论并非处如此。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一笔拨款应该用于建医院还是建警局，或者应该加税或减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当一批学生有权力和自由作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另一批学生却受到阻止和打压。这是一个关乎平等、权力和自由的问题。

普通人也应该知道，当富人每天山珍海味、大鱼大肉，而穷人差点饿死街头，我们应该在乎的是穷人温饱问题，而不是去问富人是否也一样面对温饱问题，那我们是否就此可以继续假装天下太平？这不是兼听则明的问题，而是是否能聆听和了解面对压迫者心中最深沉的声音的问题。

每个大学生当然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力。参加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的学生当然有权力去增加自己在商界和经济的知识，争取校园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学生当然也有权关心校园和社会情况和维护它们的权力。我们不能叫有如此理想的学生一定要参加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这是违反个人意愿的。曾经担任法律系教授的拉菲雅自然无需我如此长篇大论的和她解释个人意愿、平等、权力和自由等概念。

如果她也清楚意识到这几点，却仍然选择为遏制学生权力的法律和维护此法的官僚而辩护，那么她在那一刻只是一名庸俗的公务员，并不配称作为学术人员。因为学术人员应该具备的是，高风亮节的知识分子情操，敢于在大是大非之际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

我们都意识到遏制学生权力的法律已经产生如此多的恶果并遭受许多的抨击。我们看到博大校长可以为了维护亲校方阵营的学生，把咆哮说成是唱歌、把是非价值观都颠倒。我们可以看到校方一方可以容许亲校方阵营的学生为了抗议以色列侵略黎巴嫩而游行示威，却在另一方采取行动对付为了要求校园民主而游行示威的亲学生阵营的学生。

一个能发表如此言论的学术人员，还能继续匹配成为马大校长吗？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2006年9月1日（星期五）

民众需组织起来

自拉曼生利建业遭劫杀，马来西亚过去几个星期来陷入一场讨伐罪案的浪潮中。之所以称其为浪潮而非运动，因为治安恶化虽然已经成为全民议题，但是民间至今并未出现一个具组织性和持续性的力量尝试凝聚民众推动该项议题并提出明确诉求向有关方面施压。

虽然大家都不满治安水平并深感威胁，但是民众所展现的力量却显得一盘散沙。民众所发起的抗议更多时候只是昙花一现。拉曼学院生虽然在劫案发生后忧心忡忡，发起和踊跃参与签名运动与对话会，却在警方采取行动和宣布破案后也似乎重归平淡了，不见有任何运动在持续着。

在柔佛，虽然有数百名怒火中烧的民众在程嫊妗命案发生隔日游行抗议治安恶化，然而这场游行由谁发起和组织，却仍然未知或没人出来承认。因此，这次游行很可能只是民众无意间发起。这不禁让人怀疑这股力量是否能够长久持续。可见民众群起集合发声抗议治安恶化，很多时候是因应当地发生的命案而衍生，却往往在破案后或时间久了而沉寂下来。

如果不能组织成有效的施压力量，治安议题也将随着时间流逝而被人淡忘，种种被人提出和抨击的问题也将随之持续下去，等待下个受害者。利建业不是首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在他之前已有许多生命因为罪案而丧失，在他之后已有黄秋玲和程嫊妗。然而，我们所做的，往往就只是在命案后重复地关注和抨击警方的无能，却始终无法持续监督确保问题得到根除。我们终是轻易满足于一些承诺和即时的措施，并未思考当事情逐渐平淡后这些承诺是否得以实现和这些措施是否持续进行。

因此，公民社会必须组织起来以准备进行长期工作。这个公民力量需要监督政府和警方，确保政府针对治安恶化所作出的承诺最终将会落实，以及确保警方会慎重处理民众做出的投报和采取行动调查。然而，仅仅长期进行监督工作也并不足于完全根治治安恶化，这个公民力量也需要向执政党团进行施压工作，力促政府展开警务改革。毕竟目前警队内许多问题源自于其制度的不足，而任何的纠正措施若未能形成制度化也将不能持久下去。

贪污、滥权、警力不足等严重影响警方效率的问题已经在之前的皇家委员会内被提出，然而该委员会所提出的重要建议如独立警察投诉和行为不检委员会至今都不见成立。我们无法相信仅凭首相的几句道德劝说，就能让警察不再怠慢和滥权。我们也无法相信一时的增加人手，就能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我们更无法容许执政党团随便交差，只以本身资源设立捉匪工作队和闭路电视补洞，却不通过国家制度入手改革。问题要得到根除，就是要将其制度化。

如果大家都希望以后能有安乐生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具组织性和持续性的反罪案运动进行长期的监督和施压，以确保警方能长期有效率维护民众安全。

刊登于南洋商报言论版2006年9月1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