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31, 2007

矛盾的雇员公积金局

雇员公积金局收购兴业银行引起争议,除了因为该局身为全国人民退休基金的管理单位,理应通过多元化投资降低风险,追求合理回酬之外,也因为该局拥有无法良好经营金融机构的纪录。其子公司马屋业在2002年就累计高达62%的呆账,而此前六年更连续6年蒙受严重亏损。

雇员公积金局首席执行员阿兹兰再诺日前接受《星报》的专访,非但无法为该收购案释疑,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忧虑。阿兹兰在访问中强调公积金局并非处在并购生意当中,而只是从单纯的投资角度看待该收购案,目的是保护公积金局在拉昔胡申集团的投资。

然而明显的,该收购案并非如他所说般只是单纯的投资活动。投资活动和并购活动最大的分别在于控制权。前者是购买其他公司的小量股权,以参与该公司的经营来获取长期回酬,而后者是投入大笔资金购买大多数股权,通过控制其他公司的经营权来获取回酬。在完成收购后,公积金局最终将控制拉昔胡申公司的62%股权,已经实质控制拉昔胡申集团

虽然公积金局在私有化拉昔胡申后将减少持有兴业资本至35%40%左右,然而这并不意味他们将丧失对兴业银行的控制权。据公积金局的计划,所减持的股权将售卖给一个策略伙伴。该策略伙伴必然不是路人甲乙丙丁,而是一个和公积金具有经营共识的企业或个人。在该策略伙伴的协助下,公积金局仍将有效控制兴业银行。因此,公积金局这项收购已经不能只是从单纯的投资角度看待,它牵涉着许多并购后必然会面对的结果和决定,包括如何使用并购后所获得的控制权。拉昔胡申集团未来是兴或亡,公积金局已承担最终的责任。

该收购案既已明显是一项并购活动,那么公积金局未来在兴业银行所选择扮演的角色更是匪夷所思。他在该专访中表示,公积金局在未来不会干涉兴业银行的运作,而将会集中在企业监管、风险管理与扮演监督的角色。这明显已混淆了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应扮演的角色。既然已选择控制拉昔胡申,公积金局就应善用控制权,积极参与兴业银行的运作,详细进行研究并设定新策略和安排新人事,以刺激业务并赚取更高的回酬。

若只想监督兴业银行的运作,公积金局现在在拉昔胡申所拥有的股权和董事部代表已足以行使这项功能。该局所派出的两名非执行董事,阿兹兰本身和佐哈里都是银行业出身,理应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董事会直接监督该集团的决策。再加上拉昔胡申身为上市公司,必须公开公司业务状况讯息,而公积金局作为有显著股权的股东,亦能影响重大决策和董事局组合。就算是为了保住拉昔胡申集团的投资和影响力,公积金局仍然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影响力和潜在的收购者谈判,而无须动用一百亿令吉购买了控制权,却告诉我们不想介入经营。

维持现有管理层的决定也是令人费解。并购活动能制造更大的商业效益,其中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并购者可以替换表现不佳的管理层,输入新血带进新视野、新作风、新策略,以此带动业务重新发展。拉昔胡申集团近年表现差劲,在第一银行集团收购后也未能扭转颓势,累积亏损在2005年已达20亿令吉。虽然该集团在2005年有56百万令吉盈余,但根据最新财务季报,该集团在2006年将重新面临1.2亿令吉的亏损。如此成绩显示整个集团特别是作为旗舰之首的兴业银行的管理层极需重整,阿兹兰却仍然能称赞他们表现出色。

公积金局逾越了退休基金的本位涉入并购活动,却在控制了拉昔胡申集团后又想守住单纯投资者的角色。如此矛盾定位和思维怎能不让人担心辛苦工作存在公积金局的养老金呢!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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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21, 2007

暗影之下的政联公司

在上篇《阿都拉向阿都拉借飞机》末段,我曾指出由于公共财政制度和商界账目制度对资产的处理有别和政联公司账目的不公开,政府通过大马飞行有限公司添购飞机之举,有企图绕过严谨的公共财政制度来避开向社会公开交待的必要,为己谋利之嫌。

许多政联公司虽是政府为执行经济政策而成立的商业工具,然而在近年来却是弊端和争议连连,典当了民众利益。除了不顾人民生活压力连年起价之外,政联公司也成了贪污、政商勾结等非法营私勾当的工具,而租借飞机之事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政联公司缺乏透明度,导致其在暗影之下弊端丛生。

除了上市的政联公司之外,其他公司的财务和营运状况甚少向外公布,一般市民根本无从了解这些公司如何使用他们的钱来运作。国油即是最佳的例子。虽然它是大马最大和最赚钱的公司,并完全由政府拥有,却也是大马最不透明的公司。它的账目不曾在市场和国会公开,在一项由评级机构进行的透明度研究更名列世界十五家石油企业的最后一名。

由于缺乏透明度和监督,政联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国库通私库的快速管道。政客亲自或通过代理人参与政联公司决策,安排一些有利于己的交易或空头交易,使资金得以流入自己的口袋之中。在八九十年代,国油盈利就曾被政府用来拯救政客朋党的公司,包括土著银行和米尔占的船务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已被公开的例子还有谢英福在柏华惹钢铁公司贪污两千万美元,以及卡西达非法售卖沙巴土地发展局(虽然这不是政联公司,而是政府机构,但也面对一样的透明度问题)持有的千万股票以偿还私人债务。

政联公司也提供平台让政商得以勾结,集结金钱和权力的魔性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商人通过政联公司和政客在商业上合作,满足政客金钱上的需要,而政客则动用政府机制强力护航,铲除一切阻扰因素,最终遭殃的是无权无势的平民。近期面临被逐命运的甘榜伯仁邦即是这种政商勾结之下的受害者。虽然法庭仍然未下判土地拥有权谁属,但是作为其中一个发展商的雪州政府投资臂膀雪州投资有限公司却动用一切政府机关,包括警察、安邦在也市议会、志愿警卫队,就算违反庭令都务求把这些村民赶出土地,任他们栖身在露天之下。武吉公满面对的山埃危机,一样也见彭亨发展机构牵涉在内,并面对政治部的干预,甚至在推介礼现场都可见国民服务学员。

政联公司舞弊固然在很大程度有一党独大的政治因素使然。然而,若能将这些政联公司摊在阳光底下,纳入公共财政制度的监督中,可以协助减低舞弊的发生,政客动手都得有些顾忌。政府也不应过度参与商业活动,以确保不会受到太多的商业利益牵扯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3月1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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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15, 2007

阿都拉退,则依斯干达堪忧

几年前曾有一流行一时的论说,到现在还是有效,就是世界经济发展将逐渐以都市为中心。这有别于过往国家作为全球经济主要玩家的情况。一直以来,国家是直接竞争的对手,竞相推出优惠政策、建设基建、培养人才以吸纳外资和发展经济。然而,近几年各大都市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名声却是日渐扩大和响亮,有些城市甚至远远超越了其本身所属的国家。最佳例子正是目前阿拉伯经济中发展最火热的迪拜,其所属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反倒是没什么人听过。

这局面的出现有赖于全球交通业、物流业和通讯业的发达,以及经济壁垒的解除。飞机、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都市间的地理距离,让人们和物品可以迅速来往于各都市,联系和交流更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使到都市能着眼于超越其国土的市场,将产品和服务销往世界各地,同时也必需面对其他都市的竞争,产生了互补和竞争并存的关系。为了在国际间长期维持其竞争力,这些大都市更需持续地发展和完善本身的基建和政策,提升和丰富自己的视野和文化,并确立本身的优点以显示和竞争对手的差异,才能吸引最好和最多的资金、人才、游客的流入。

国际都市的崛起并非一时之间,极需长期的经营发展。若要长期经营都市的发展,其市政府和市民就必须有自我意识和市场观。都市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以及国际市场的存在,才能思考和辩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其在全球市场的强弱点,并规划都市的发展目标和路线图。都市接着就必须寻找、确定和动用本身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资源,坚定实行各项政策和计划,依照路线图朝目标前进发展,慢慢累积实力和影响力,才能最终在国际中崛起成为重要玩家。都市要形成自我意识,就需促使市民意识到自身生活与城市命运的联系,通过与市政府的互动和市民间的辩论,认识城市本身和发现本身的要求。民主也是都市应具备的元素,因为它开拓的自由空间和制度将有助于确立都市的自我意识和发展运作。

马来西亚并非没有意识到这股趋势。中央政府和柔佛州政府近日推介的依斯干达经济特区计划正是要通过在南马建立一个都市着眼于和世界各都市如迪拜、深圳、班加罗尔竞争。这个经济特区将和隔邻的新加坡建立互补关系,并发展健全的海陆空网络、法律条文、投资优惠政策,以及高效率的公共服务领域,以期能超越这些都市,成为首选的投资热点。这项计划预计耗资150亿令吉,而阿都拉更在今年223日表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可见阿都拉视这项计划为将决定其首相功绩的旗舰计划。以阿都拉政府对此计划的重视和强力推动之下,整个都市的基建设施将能在未来陆陆续续建立起来,而各项优惠政策也会在近期公布。

然而,阿都拉虽然具备雄心壮志,却不一定能护佑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渐渐发展并在国际中崛起成为重要玩家,反而使其如彗星般在掠取众人视线后即逝。依斯干达计划的形成过程中缺乏了市政府和市民的主动参与和推动,成为了其最大的致命伤。由于缺乏市议会选举和市民意识,各城市发展规划和资源的分配很大程度是由中央政府和州政府操控。再加上巫统一党独大地控制政权,城市的发展和没落许多时候是巫统政治强人权力意志的结果。

当新的领导人上台时,除了政治权力重新洗牌,各地的发展也将出现变化。新的发展计划将陆续开动,作为新任领导人的“政绩工程”。旧有的发展计划则因为缺乏政治支持和资源的注入而无以为继。若市政府和市民拥有自我意识和市场观,城市实际上仍然能尝试寻找自己发展的路向并开拓新的资源继续长期发展下去。然而,当政治强人退下后,城市只留下一批庸碌无能,上班只想着下班的公务员市长和管理层,而市民缺乏成熟的民主制度和内涵以主动寻出一条发展之路,城市则只能在国内外经济竞争中浮浮沉沉。马来西亚许多城市的发展命运即常展现政治人物浮沉的深刻烙印,其中最佳例子就是布特拉再也和赛柏再也。

那么,依斯干达计划的命运堪忧。由于该计划完全属于阿都拉权力意志下的产物,它的命运则将和阿都拉政权的命运挂钩。阿都拉始终不被看好能长期担任首相。当阿都拉步下舞台时,它也可能落得如赛柏再也今天的命运。这是一个都市计划在现有马来西亚政治结构下的命运。目前市场普遍叫好,只是因为数百亿令吉的投入将能刺激建筑业和经济短期的发展。然而,鉴于政治上的因素,这数百亿令吉的资源和庞大的精力,最终却可能是百忙一场,国际都市美梦落空。经济的发展终须伴随着政治的发展才能成熟和永续。唯有出现地方政府制度的改革和市民意识的成型,一个活跃和持续发展的国际都市才能在我国实现。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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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02, 2007

阿都拉向阿都拉租借飞机

公司的“独立个体”原则是极脆弱的。它的独立建基于一纸宪章和公司法令。然而,通过多数票或董事局的控制,企业主能轻易决定公司的资源分配和运作。因此,公司终究是企业主意志的延伸,而不一定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基于以上原因,税务局在调查逃税公司时也会调查由同一个企业主拥有的相关公司,避免企业主通过操控相关公司之间的交易避开税务。

政府与政联公司的关系也是如此。经过新经济政策和私营化政策的实行,大马涌现一批由政府掌握大多数股权或实质性控制权的公司。它们虽然是各自运作的商业实体,但是仍需根据政府政策和指示行事以达致公共目标。由于私人界和公共领域目标的不同,公司在盈利底线之上拥有较宽阔的资源使用权,但是公共领域资源必须完完全全使用于人民福利,容不得私利。政联公司虽然身处商业界,却不能视之完全独立于政府外,只以普通的商业规范来衡量这些公司的所作所为,反而必须加上人民利益的考量来检视,因为它们的资金源自人民的赋税。

因此,近来政府通过马航购买喷射机供政府贵宾使用而引起的争议应在这情况下被检视。阿都拉辩说这飞机是由大马飞行有限公司添购,而政府只是向该公司租借,就像马航也向它租用飞机。在商业活动里,一个愿先买后出租,一个愿租用,你情我愿实际上不应有多大争议。然而,大马飞行有限公司由政府投资臂膀国库拥有,并且国库的现任主席就是阿都拉。政府这次租借飞机就好像自己向自己租借飞机,不能如马航向该公司租用飞机等闲视之。

这中间有两个问题。首先,国库和旗下子公司的资金源自于人民的赋税。目前政府削减多项津贴以降低预算案赤字以及仍拥有数架供贵宾使用的专机的背景之下,新添购的喷射机显然不是一个必需品,而是多余的奢侈品。如果不用于添购飞机,这笔钱显然可以回退给政府,资助发展其他关切人民福利的公共设施。

第二,政府通过该公司添购飞机,有企图绕过严谨的公共财政制度之嫌。在公共财政制度里,政府在动用公款时须向国会和人民交待,并且所有花费将以当年支出一次过结账,而非如私人界作资产般处理。此外,政联公司的财务状况一向来是不公开透露。政府通过向政联公司租借的方式使花费可分数年支出以及易于掩饰,而不会如此容易被人发现及引起争议。这方式还能误导民众,乍看之下政府有支出和收入,这次的添购似乎合理,但是实际上政府只有支出(付给外国公司购买和装修飞机的花费),而所谓的收入(租借费和盈利)只是钱在不同政府单位之间兜转。

在这课题上,政府的决定和处理都有极大的问题,阿都拉应该做出更多交待。

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版《临崖之马》2007年3月2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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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rch 01, 2007

我们的知识分子去了哪里?

当去年龙应台女士莅临大马推介新书并与现场读者交流时,许多读者除了谈论台湾和中国的议题,也提出了大马时下最热门的种族、文化、宗教等议题,希望龙女士能对此做出分析,甚至有些读者希望龙女士也能到大马点燃野火。龙女士没因为读者千呼万唤的热情而冲昏脑袋,相反的她却谨慎地坦诚本身对大马不甚了解,不敢贸然做出分析。

不知道,即没有说话的权力。龙女士清楚本身的局限与影响力和作为作家的责任。作为一位不曾居住于大马的海外华人作家,大马的多元种族情境和政经文教发展进程对她而言是极为陌生,贸然作出评论既无法为读者释疑,更可能误导读者。人类之间的一些共同价值虽然超越国界和种族,世人仍可依循这些价值进行评论和分析;但是,若想对当地时局和未来作出精辟和引人深思的评论和批判并带来影响,知识分子仍需进一步了解当地历史和长期观察社会发展,才能在这共同价值的基础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名成功在本身社会点燃野火促进改革的作家,来到这里只是一名客人,期望她能对大马时局进行分析并点燃野火毕竟是一个奢望。然而,为何一位客人仍能让千人齐聚一堂,提出本身的疑惑和不满,企盼客人能就此提点迷津或常住下来?

目前华社对自身的身份、权力和利益的焦虑应该是八十年代华社民权运动后的另一高峰。一连串种族、文化和宗教争议让华社意识到自己在国家独立五十年之际对执政菁英而言仍是一个外来者和威胁,而许多宪法下的合法权益亦不断被吞蚀。然而诡异的是,相比较于八十年代华社曾轰轰烈烈地以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今天的华社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无力感,认为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乱象无法改变。有能力者选择移民外国发展,而没有能力者则选择赚取越多的财富来自保。

这份无力感源自当今华社领导人虽身居高职,却无力纠正乱象,只能偶尔分发小惠小利搪塞。马华和华团领袖拥抱虚无,在众多关乎华社利益的议题往往不愿表达立场,只愿以空洞的“我们会内部协商”等句子来推搪。华社虽然清楚这一班人无法推动改变,然而从主流媒体所见尽又是这些人,无法听到多少敢于批判、提出替代方式的真知灼见。久久来马一次的外国知识分子因此成了他们的救生圈,期望这些知识分子能借助成功在外国推动改变的经验指点迷津,或像一些读者对龙女士般,直接期望他们也能在大马推动改变。然而,如前所言,若要进行强力的批判以推动改变,知识分子就必须对当地有深刻地了解和观察;而拥有这个能力的人,还是源自于本土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曾在华社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华社在八十年代能揭竿要求改变,除了因为当年华社领导人具领导力、远见和勇气外,也有赖于一群华社知识分子和期间成立的华研的思考和谋划。那么,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又去了哪里?为何华社急需真知灼见冲击思维时,知识分子却是缺席,以至华社必须向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求助?

华社从来不曾缺乏知识分子。时至今日,大马华社依然有一群知识分子如潘永强、陈亚才、李万千等,关心民间疾苦,忧虑社会未来,并思考和批判国家的所作所为,企图改变国家和社会。他们曾发表一些在华社引起巨大争论的言论,却使华社真正认识到自身里外的问题。大家肯定忘不了潘永强曾在几年前批判马华逃离政治”。然而,马来西亚华社逐渐被政治收编的舆论平台却使本地知识分子被隐没或边缘化,使他们未能引领社会思潮谋求改变。

自国阵政府在鲁乃补选败阵见证了华社舆论界的力量,引发了五二八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后,原本相对独立的华文报业已被执政党或其代理人所控制而丧失了其独立性和批判性。一群意识到了其对舆论力量的压制而领导反对收购和宣布罢写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被封杀,而绝迹于主流媒体。虽然其后创办的《东方日报》和网络媒体提供了发言平台于这些知识分子,但是媒体业的恶性竞争却使大多数华社接触不到他们的言论。当然,国阵政府也直接插手压制了言论自由,通过报纸出版和印刷准证禁止报章刊登一些评论人,如杨白杨李万千在报章撰写评论和公众讨论社会议题。

这些封杀和压制最大的恶不在于它限制了这些人的发言机会,而是摧毁了公共辩论空间。它阻止了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意见和进行辩论,借此厘清误见和冲击民间思维,引领民间思考、判断和寻找可行的替代可能,最终以行动维护民间本身的权益。凯里挑起族群边缘化议题,只见政治人物和媒体狭隘地妖魔化对方并高呼捍卫己方权益,却不见对族群财富分配零和论和国阵分而治之局面的反思。张晓卿收购南洋报业时,旗下媒体拒绝刊登反对声音,也拒绝在其他媒体回应该议题,致使支持和反对收购演变成各说各话。各别读者只能接收各别报章的讯息,却从不知悉其他相反的意见,因而未能真正思考媒体垄断议题。问题一日复一日的发生,华社却始终逃不出思想的框框而无法采取行动做出改变,无力感自然日渐浓厚。

读者对龙应台的千呼万唤反映了本地知识分子的缺席。这缺席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缺乏,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冷漠,而是舆论平台的被收编致使民众逐渐和知识分子断绝了交流的空间。这空间摧毁的祸首,是六年前收购南洋报业的马华公会。

刊登于《当今大马》专栏《星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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